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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心理学: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路历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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琓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05。正是领袖赋予群众一个同一的意志,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于这一意志。

    勒庞认为,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凭直觉洞察了这一点。他们知道,大众过于敏感、轻信、缺乏远见,只需要以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就可以说服他们。这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那些领袖们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人民”抬到无以复加的至高位置。他指出:

    不管是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还是今天的雅各宾派,无一不把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它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它从不会犯错误,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人民可以烧杀劫掠,犯下最为可怕的罪行,他们今天把自己的英雄捧上天,明天又会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就是这样。政客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吹嘘人民的崇高美德、非凡智慧,并对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俯首帖耳。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70…71。

    勒庞认为,人民主权原只是一句空话,那些革命者正是借重于“人民主权”的原则将他们的教条强加于人。就像米诺牛是国王米诺斯展现强权的工具一样,“人民”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是人为制造出来以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7)
    勒庞断定,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就是这个嗜血之神的制造者,他们制造了一个摩洛神,需要不断地以生人作为献祭。这些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试图通过武力推行这些真理;异教徒被消灭乃是罪有应得。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这些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完全沉溺于演讲和断头台”。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194…195。

    二、传统与现代

    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法国的命运都带有让人琢磨不透的传奇色彩:大革命成功的硕果就是共和国,而建立这一共和国的人很快又去欢庆第一帝国皇帝的加冕仪式;继之而来的是笨拙的路易十八再度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复辟;接下来,民主革命梅开二度,第二共和国让人们重温阔别已久的共和之梦;梦醒之后却是新一轮的称帝;接下来,再次的革命上演帽子戏法,试图再度为人们找回共和国的感觉……正像勒庞所说的那样,“自由之花并不会因专制制度被替代而绽放”。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96。法国的历史成了一座围城,人们以血流漂橹的代价想要冲出围城;然而,逃出围城的人却又变得无所适从。。dongdui。

    传统,挥之不去;现代,招之不来。

    1。必然性之链

    在勒庞看来,大革命期间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都有着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有因为果,果又为因,因果循环,构成了一串的“必然性之链”。对于这一必然性之链,他认为,“我们有时可以选择其中的第一环,但是随后的发展就由不得我们了;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一个决定,却无力改变它的结局”。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89。

    勒庞以“必然性之链”来阐释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将人们的选择限于最初的偏好,这就绕开了柏克和潘恩等人关于代际约束的争论。以柏克和潘恩为代表的关于社会契约会不会在代与代之间形成约束的一个争论。柏克认为,国家“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因而,传统的改变应该是这一契约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当代人的为所欲为。而潘恩则认为,“每一个时代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像它以前所有的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为自己自由地采取行动”。参见[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9页及[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页。勒庞认为,历史的机器隆隆作响,其中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结果。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8)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变的需要经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94。

    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链”中,传统居于这一“链”的源头,它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维度,那些由“历代祖先建立起来的道德架构”成为“人类的真正指导原则”。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56。要理解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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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统:挥之不去

    勒庞认为,大陆国家的革命有其类似性。那些历史悠久,有着漫长封建传统的大陆国家具有一种刚性的文化传统。比如,勒庞认为,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有点类似”。勒庞将中国的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人接受的共和观念“或多或少地有点类似于大多数法国人在大革命期间接受的那种共和观念。”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57。这亦为中国的史学界认同,陈寅恪认同中、法两国人习性的相似。陈寅恪认为,西洋各国“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黄仁宇将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长期革命归为一类,认为这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在大陆性格的国家……”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63页。

    就法国的文化来看,勒庞认为其刚性太重,失之僵化。勒庞指出,在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法兰西文化。然而,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变得过于僵化,为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勒庞将法国刚性的政治文化视为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本的理论在于,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难以通过不断地演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一旦它必须要适应环境时,它们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勒庞指出: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9)
    如果她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或许就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了。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

    然而,大革命却采取了另一种革命的方式,以革命的暴力激烈地颠覆传统,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为吊诡的是,就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来看,这是一场对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传统的回归。勒庞指出,人们对莱库古斯、梭伦等等这样的古代立法者非常熟识,甚至是如痴如醉,顶礼膜拜。勒庞对比了人们对18世纪哲学和古代哲学的态度,指出:

    18世纪的哲学家似乎并没有得到大革命时代的人们的高度评价,他们很少引用这些哲学家。由于受到希腊和罗马这些古典记忆的蛊惑,新的立法者们重新阅读了柏拉图和普鲁塔克。他们希冀复兴斯巴达的政治及其生活方式、朴素的习惯和法律。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7。

    在勒庞看来,雅各宾人浴血追求的正是那些古老的梦想。勒庞在提到议会的那些议员时,认为这些议员在希望破坏传统方面是革命的,但在主张回到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时,他们又显得“极端反动”。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87。

    在大革命中,中世纪的传统确实已经风雨飘摇,但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整体主义政治自由却借尸还魂。贡斯当将法国大革命的罪恶归因于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认识不清。他指出,“在我们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些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法]邦雅曼·贡斯当(也译作“本杰明·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也就在是说,法国大革命仍然倾向于“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离社会权力”而不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两个目标均可参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本处引文并非贡斯当原话,而是根据贡斯当原话的引申。

    事实上,大革命正是追求更高“纯度”的希腊式民主,才与民主的制度化失之交臂。大革命之失反而在于过度而广泛公共参与任由公共生活淹没了个人的权利空间。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8页。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0)
    传统被破坏殆尽,现代又没有来临。那么,是谁在坚守传统?又是谁于狂风暴雨式的革命之后,打扫庭院,擦干污迹,把那些风销血染的陈经旧典拿出来晾晒呢?勒庞认为,正是人民。他指出:

    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是主要的,但是,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群体,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劳动的权利。有时,他们确实可以从革命中受益,但他们从来就不会发动革命。革命的理论家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亦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身上具有传统和保守的基质。事实上,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是他们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在恐惧的作用下,他们表现得极为驯服;甚至在领袖们的蛊惑下一时也会做出过火的行为,但是,民族传统的惯性力量不久就会再次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开始厌倦革命的原因。当革命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得过头时,他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激发他们与之对抗。这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位能够重建秩序的领袖。GustaveLeBon,ThePsyc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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