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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奔进房里，给父亲行了大礼，“父亲，我回来了！”但父亲依旧没有说话。这时母亲才说，父亲给我写信后不久就因为高血压而病倒了，当时已是半身不遂的状态，丧失了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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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这孩子将来会是个人物（4）
我强忍住眼泪，望着父亲。这时，他忽然抬起左手朝前方指了指。顺着他的方向，我看到了几个本子。在打开它们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每页纸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名字。这就是父亲给我写的回信，也是他对我的爱，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期待。看着这些用左手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名字，我的耳边再次回响起小学时父亲常微笑着说的那句话：
“这孩子将来会是个人物。”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经济上的遗产，但我很尊敬他。因为每当我遭遇责难时，他总会站出来说“这孩子将来会是个人物，他是个心志坚强的孩子。”是父亲成就了今天的我，我永远尊敬他，爱他。
1948年生于仁川，高丽大学历史系毕业。韩国家庭协会副会长，全民族教会负责人，杜兰诺父亲学校运动部长。倡导父亲主导的社会，为此每天忙于演讲。著书有《男人梦想的女人，女人梦想的男人》。
老师的一句赞美，就能让我在绝境中产生活下去的勇气，即便在贫民区每天也活得很充实。虽已年过半百，我也还会在老师的关爱中，成为可以带领贫困孩子走向幸福的“薄荷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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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老师的美丽信函（1）
小小爱分享会常任理事 姜明顺
。c。老师的美丽信函
我进入梨花女子大学是幸运，因为在绝望中遇到了徐光善教授。
我是在釜山上的高中。在我进入青春期的高二，我甚至想过自杀。从事建筑的父母事业失败，全家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我始终不能摆脱贫困的阴影。当时眼睛不好却没钱买眼镜，后来还是省下修学旅行的钱买了一副。我戴着眼镜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学习时，因为整个世界变得清晰而兴奋不已。
当时我连学杂费都不能按时交。有一次又因为没交费而被叫到办公室。在那里已有五十多名学生被老师处罚。老师把学生一个个叫到跟前，催促大家及时交费。大部分家境拮据的学生都保证会通知父母，尽快交钱。老师就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教室。而父亲病危的我，很可能随时会被学校勒令退学。当老师问道“你什么时候交学杂费？”时，我只能回答“不知道。”于是我被关进了仓库。那里共有三个女孩。将近一个多小时，我们无事可做，就拿黑板、粉笔、黑板擦来互相嬉闹。但最后还是无法忍受心中的郁闷，蜷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上学为什么就这么辛苦？我不能和朋友们待在教室里，而常要跑去卖报纸挣零用钱，可结果还是连学杂费都交不上，被关在仓库里。这让我更加伤心和自卑。
当时我能做的似乎只是努力学习，试着走出贫困的阴影，朝着布满迷雾的未来迈进。没有请辅导也没钱去补习学校，我还是考进了梨花女子大学。其间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早晨五点出门坐车，带着妈妈做的两个盒饭，一直学到晚上十点半，然后坐最后一班车回到离家最近的车站，那时已是深夜十二点。我要穿过两旁是坟墓和松树林的小路，靠背英语单词来消除内心的恐惧。
我的梦想是当老师。虽然我的学生时代很艰苦，但我想成为具有献身精神的老师，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正直地教育学生。高三时在班主任的劝诱下我报考了梨花女子大学师范学院，但入学一星期后我就后悔了。学校的周边很繁华，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的朋友们和贫困的我形成极大反差，甚至庆尚道口音也成了我跟别人交流的障碍。我无形中被孤立。独自一人在首尔本来就很艰辛，宿舍生活更处处暴露出我的窘境。
地方上给的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我只能靠做各种兼职赚学费。我曾在教授进行调查问卷的信封上抄写地址，也曾为企业做产品市场调研，还曾当过经济活动人口调查员，也做过家教。1972年以后学校就不能正常上课了。维新停课、戒严令停课……交了昂贵的学费却一整年都不能好好学习，这让我心急如焚。但学校依旧没有半点学习的气氛。
当时我正在一个学生家做寄宿家庭教师。女主人总是唠叨说“不要一直点灯到深夜，赶紧关掉！”甚至还会监视我。我真的很讨厌活下去，对于刚二十出头的我，现实的确太黑暗，太艰辛了。
这时我意外地收到了徐光善教授的回信。我忘了当时的徐教授是学校牧师还是基督教学系的教授。我虽然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却喜欢和徐光善教授一起忧国忧民，喜欢听大众神学，还有关于基督徒实现虔诚的爱的故事。我非常尊敬他。
收到我尊敬的教授的回信，本身就让我惊喜了，当看到他漂亮的字迹时，我更感受到老师对我的爱。“你就像这个时代的薄荷糖，是勇敢地活着的人。（中略）”教授的赞美和隽秀的文字给了我莫大的力量。教授说我是能让人感觉清新的薄荷糖。我把这个赞美紧紧地贴在胸前，奔向雨中的校园。光脚踩在被雨水冲刷过的柏油路上，我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拳。脚趾间感觉到雨水的冲击，这股力量仿佛流进了我的体内，让我有勇气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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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老师的美丽信函（2）
1976年，我同在贫民区创立希望教会的郑明基传教士结了婚。徐光善教授送了一套印着梨花女子大学标记的银汤勺作为结婚礼物。在我为山里的小孩子开爱心幼儿园时，他带来了儿子的玩具，这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兴奋了好久。
当时我们夫妇就住在一间15平方的房子里（屋顶是在纸上涂了黑色沥青，1960年的贫民区十分常见），老鼠和煤气味随时出入我们的家。那个房子的墙壁是用薄木板做成的，冬天冷夏天热。门闩也不太结实，似乎轻轻一拉就要散架。我这个名门女子大学出身的新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难免害怕。公共卫生间也很遥远，当时患过敏性肠炎的我拖着35公斤的虚弱身体，每到深夜都要忍着腹痛跑到似乎在十里之外的卫生间。那时只能独自握着十字架安慰自己。
我给贫民区的孩子们做饭，白天在30平方的教会兼幼儿园里，晚上去夜间教室和妇女教室，周末还要去健康诊疗，到教会学校讲课。我努力地在贫民区工作传教，但发现我能为他们做的实在太少。
我没有了自信，到哪里似乎都是局外人。对于贫民区的人来说，我是“喝过大学墨水的女人，是传教士的妻子，是爱心幼儿园的老师”，所以跟他们不同。而我的朋友和同学又因为我的寒酸而觉得别扭。我也没再去参加同学会，有时还会因为孤独而哭泣。
事业失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弟妹们，也不能理解我的信仰，总是埋怨。想到他们遭受的困苦我也禁不住落泪。
就在我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时候，徐光善老师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的境况，亲自来看我。他和夫人提着牛肉和其他很多东西，爬了很长一段山路才到我家。那天做的烤牛肉的味道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徐教授得知我没有赞助金继续运营幼儿园时，立刻倾囊相助。他对我说，
“在这里受苦的你让我觉得很骄傲。”
从毕业后一直到1986年近12年的时间，徐教授一直都在关心和鼓励我。我创立小小传教会、建立总会时，教授都担任了运营委员、会长、代表等职务。
当时在筹建传教会时，没有办公室、电话、办公桌、启动资金、赞助者。我只是意识到不能再任凭孩子们放任，要奉献爱心帮助他们脱离危险的环境，并决心承担这个使命。1984年我因为卵巢瘤而开刀手术，又在34岁生下第二个孩子，身体极度虚弱。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人因贫困而自杀的报道。一年中共有1034人自杀，一天中有三人因为贫困而选择轻生。这样的报道折磨着我。可是没有人能帮我。丈夫为了治疗肝炎和学习传教去了英国，我一个人牵着大女儿、背着小女儿去募捐、做赞助申请。刚过周岁的小女儿没有玩具，就按姐姐吩咐，在赞助申请信的信封上贴邮票来玩。两个孩子贴邮票的样子很美。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32节：老师的美丽信函（3）
我每天都尽全力，只朝一个目标迈进，终于在1986年创立了小小传教会。它培育了这个国家里的很多贫困孩子，让他们能够创造自己幸福的世界。
那时候徐教授也总是在我身旁。甚至有一次传教会没有地方堆放分发给孩子们的400袋泡菜，徐教授贡献出了他的院子。他的院子就这样做了长达五年的泡菜仓库。
天气变冷后，教授还会带米糕、热茶和其他可口的食物来慰劳大家。他们还会带来梨花女子大学教授们收集的很多充满爱心的物品。
从贫民区的新婚生活，到创立“小小爱分享会”（以前的小小爱传教会），和贫困的人们一起走过30年——这一切都要感谢天主，还有用隽秀的文字给我写信的徐光善教授夫妇，是他们的赞美和关爱，成就了现在的我。
2003年7月，作为传教会刊物的《小小爱之信》整整发行了200期。在做纪念特辑时，已过七旬仍在努力工作的徐教授从香港来电祝贺。我央求他用漂亮的字迹给我们写份贺辞，他高兴地答应了，当即用传真发来了贺辞。
“当初决定发行《小小爱之信》时，我们的姜明顺老师还不是牧师，也还不是满头花发的婆婆，而是一位活力充沛的小姐、夫人。搜集孩子们的文章和图画，做成一本家庭杂志，是《小小爱之信》的开始。我们常常看着它哭了，也笑了。如果看到有朋友的名字上了赞助者的名单，我也高兴得拍手欢迎。虽然这只是一本小小的杂志，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让我们更坚强。十年前的点点滴滴被记录在这小小的纸片上，如今成了珍贵的历史，凝结成爱的果实，让我们心中的希望之花绽放。《小小爱之信》一定会被载入韩国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史册。”
老师的一句赞美，就能让我在绝境中产生活下去的勇气，即便在贫民区每天也活得很充实。虽已年过半百，我也还会在老师的关爱中，成为可以带领贫困孩子走向幸福的“薄荷糖”。而我在30年后又收到老师写的美丽信函，它会是照亮我生命的火花，是山林中升起的明月，让我有勇气和力量，去照顾1500名贫困孩子，为他们抚平伤口。
老师给我的关爱，是我永远的爱的源泉，是坚固而温暖的篱笆，是让我能跟世上所有贫困的人一起活下去的力量。
大学时通过“韩国基督学生会”活动目睹了贫困地区的状况，1974年毕业至今一直在做帮助贫困人群的事业。在首尔和贫困儿童一起度过了30年。现为“小小爱分享会”的常任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