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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发布的所谓“忠诚法令”并据此成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的“麦卡锡主义”。
“冷战”并不排斥热战。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核威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恐怖平衡”。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冷战”，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5年9月6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今天的‘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1979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提出著名的“天基防御”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发展，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线索。
由于发展高科技被置于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1946年8月1日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同年10月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9月15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等。1950年10月，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10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在1957年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并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决定对美国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个总统特别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联邦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整合下，不仅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庞大科技体系，而且明显地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学日益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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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1945—199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以高科技的发展为动力，发生了多重的变化或变动：（1）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大科技突破，即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起点，迅速向各个重要科学技术领域扩散，形成包括生物、化学、能源、材料和航天在内的几大群落，而尤以信息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2）由于技术科学化，这次高科技革命较好地解决了“科学——技术——生产” 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问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高科技产业，如“信息产业”、“基因工程”；（3）随着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在传统的农业和现代工业之外，形成了以高科技为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据研究，在近期生产率增长中，大约2/3应归功于IT（信息技术）。同时，它也带动了整个服务业的扩大，“信息产业”或“知识经济成为新经济中的代表”；（4）与此同时，高科技也逐步由新兴产业向传统的工业、甚至农业转移、扩散，使传统的工农业在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务等各个方面获得改造，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销售、管理企业增加了“R＆D”（即研究与开发）投资，从而增加了传统产业的含金量，使传统产业不断换代升级；（5）以高科技研究和产业为中心，一批拥有一定新兴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新兴信息技术的人员成长起来，在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之外，形成一个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贵，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代表。总之，由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或正在改变着美国传统工业社会的动力、结构和面貌、特征，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某些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非物质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但其深刻性已令人震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社会经济的变革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自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积分计算器ENIAC在美国宣告研制成功以来，而今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第五代，并进入了人工智能和网络化时代，1993年以后，“信息高速公路”也在全国建立起来，“信息技术”在生产、管理、军事、教育等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被广泛采用，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人类文明的面貌，包括人们的行为、思想和观念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亦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典型。据国际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研究，1950—1973年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此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上升28％。（1973—1995年为14％；1995—1998年则为25％。）1973年，美国的GNP约为1790年时的1100倍。在美国经济增长最好时期的1970年，其GDP是苏联或日本的2—3倍，法国或英国的5—6倍，印度的15—20倍。当时，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其生产量约占全世界的25％，美国人均生产量约为全世界平均生产量的5倍，苏联的3倍，印度的40倍。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低谷阶段，但在克林顿掌权时期，不仅将财政赤字变成了财政赢余，而且出现了连续10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情况。尽管它的社会经济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见表4），而今，美国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表41998年几个主要国家GNP比较
国家GNP（以10亿美元为单位）人均GNP
总值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美元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
巴西709688244003161
中国906171007508189
加拿大5699917190201805
法国15336414262701010
德国2364631328870609
印度2578146910807458
日本514922394094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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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1945—1990）（3）
意大利17405610199801607
俄罗斯356015…53214050…50
英国11521526196001723
美国7433512319020814
为了醒目起见，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美国的崛起极为迅速，实际过程只用了150年；第二，美国的崛起是以制度创新起步的，且这一传统贯穿其崛起的全过程；第三，通过引入“福特生产方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两次大转换；第四，美国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又通过高科技革命催生了更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内部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外人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除了上述不同时期的一些特殊历史条件和动因外，是否还有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和更为基本的动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以为，这些基本动因就是：
（1）“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美国领土面积939万平方公里，它占有北美大陆最富庶的心脏地带，其土地属于最肥沃和最高产的土地之列，其可耕地占总面积的40％。它蕴藏有丰富的金属矿和能源矿源，其中许多种产量居世界前列：锡占世界总储藏量的2/5，铅约占世界总储藏量的1/5，铜、银、锌各占世界总储藏量1/6，金占世界总储藏量1/10。烟煤、无烟煤占世界总储藏量1/5，褐煤占世界总储藏量1/8，还有数量可观的石油、天然气。所以，《美国大百科全书》说：“美国的繁荣大半归功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2）比较完善的国家体系。自1776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以后，经过邦联阶段而建立的联邦制度，以“人民同意”和“法令约束”为基本原则，在允许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又赋予联邦“适当的政府权力”，得以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不同功能。但又不必担心处于强势方的中央挤压地方，因为中央的权力在宪法中采取了列举方式，即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宪法又设置了严格但可操作的“修正”机制并明文规定：“凡未授予联邦、又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保留给州和人民”，仅这两条就不仅赋予这个国家体制以巨大内在活力，而且为美国人民的创造性发挥留下了很大空间，是美国崛起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3）除了内战以外，200多年来美国国内虽然纷争不绝，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革命性社会震荡，其基本原因是美国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而美国的国家体制和框架，在设计时就为这种改革或改良预留了余地，并在1787年合众国宪法中为宪法的修改，即制度的改变做了专门的规定。正因为如此，自联邦政府建立以来，美国宪法已增加了27条修正案，其中至少有四次实质性的改变：一是建国之初的《权利法案》，二是内战后废除奴隶制的法案，三是有关进步主义改革的法案，四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总统和副总统职权的若干变更。但美国的改革事业仅靠宪法的机制作保障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来为之全力推动，这个阶级力量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历次改革运动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宏亮声音，尽管来自这个阶级的成分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4）宪法将使子孙万代“得享自己的幸福”作为立国的目标，因此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尤其是州和地方政府工作的中心。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州政府均把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劳动力的素质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一般，州政府开支的约40％是用在教育事业上，比其他任何方面的花费都多。在美国，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5—20岁青少年在校人数由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