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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汉书》卷四十《王陵传》)宣帝时,丙吉为丞相,“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观此两事,可知汉代宰相乃决定大政方针,纵是预算上收支多少,亦可不知。因此之故,凡喜察察为明者,虽然才优而行谨,亦常不愿委之以重任。
赵禹事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汉书》卷九十《赵禹传》)
盖察察为明之人往往不知大体,而如范纯仁所谓“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宋史》卷三百十四《范纯仁传》),令其总百官,揆百事,必顾此而失彼,偾事误国,十有其九。
当然,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计虑,而能达到有功的目的,必须人主有判断之力,又有决断之心。人主没有判断之力,则他所认以为是者,也许为非;他所认以为非者,也许为是。是非不明,将如韩非所说:“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韩非子》第三十八篇《难三》)人主没有决断之心,则迟疑不决,往往失去良机。刘邦为人,哪里有什么特出之才。只因他的判断力与决断力极强,故能成就大事。他听到萧何之言,即召韩信拜为大将;他听到张良之言,即销毁六国之印;他听到陈平之言,即立韩信为齐王;他听到娄敬之言,经张良同意之后,即日车驾西都长安。盖不“即日”,则左右大臣皆山东人,他们在洛阳已经买了地皮,建了洋楼,必劝高祖不要迁都。(参阅《汉书》卷四十《张良传》)
但是这两个条件判断力与决断心又不是人主所皆有的。因之,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计虑,有时将给权臣或奸臣以弄权的机会。阿斗唯诸葛亮之言是听,而不发生问题,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例。宋神宗信任王安石,国事已经弄到一团糟。宁宗信任韩侂胄,度宗信任贾似道,整个国家都断送了。这种危险在立宪君主国不会发生,纵其有之,亦由人民负责。盖君主高拱于上,不负责任;负责任的乃是内阁总理,而谁为内阁总理,又以民选议员的多数意见为标准。多数议员若认某人为贤,该人就是贤;多数议员若认某项政策为对,该项政策就是对。方法简单,不致引起争端,而最后决定权则操于人民。所以政治发生问题,人民自己须负其责,不能归咎于君主。这就是英国王位稳固的原因。由此可知一国元首要谋地位之巩固,就不宜掌握大权,而想掌握大权者,地位必难巩固。一方掌握大权,他方又欲地位巩固,纵在古代专制国家亦不可能。刘向说过:“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何况今日的民主国。
第二部分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第7节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1)
孙行者打到龙宫,强索武器,打到冥府,强销死籍,似此目无法纪,理宜派兵讨伐,就地正法,以警后尤。而当龙王启奏,“恳乞天兵收此妖”,冥王上表,“伏乞调遣天兵,收降此妖”之时,玉帝欲派神将下界收服,而太白金星竟然建议:
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箓,拘束此间。(第三回)
到了孙行者嫌恶官小,反下天宫,自称齐天大圣之时,玉帝欲遣天兵下界擒拿,而太白金星又复启奏:
如兵与他争,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齐天大圣。且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第四回)
玉帝领袖群仙,妖猴作乱,不加讨伐,而乃降诏招安,授以官职。这叫做姑息政策。姑息政策是唐代天子用以对付方镇的。欧阳修说:
夫所谓方镇各节度使之兵也……方镇相望于内地……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姑息政策是求苟安无事,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制政府的权威是用“力”维持的,不能依靠恩情。天子姑息臣下,也许出于恩情,而由方镇看来,必以朝廷为软弱无力。朝廷愈姑息,方镇愈跋扈,这是必然之势。玉帝两次降诏招安,孙悟空第一次觐见玉帝,既不拜伏参见,而又自称老孙,仙卿大惊失色,而玉帝却说:“孙悟空初得人身,不知朝礼,且姑恕罪。”(第四回)第二次觐见玉帝,官封齐天大圣,玉帝告诉他:“官位极矣,但切不可妄为。”孙悟空还是唱喏而退(第四回)。第一次不识朝仪,犹可说也,第二次不识朝仪,不无蔑视朝廷之意。似此枭鸱,而乃待以殊恩,开府置吏(第四回)。玉帝此举,由我们研究政治的人看来,不能不说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政治不过“力”而已。凡倚力而取得大位者,不是用力以拘束之,就宜用术以折服之。韩信归汉之时,汉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为大将(《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英布归汉之时,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盖韩信身无一卒,而英布早已为王。无一卒者,待以殊礼,信必心悦。已为王者,难免不自尊大,故宜峻其礼,令布折服。《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颜师古注曰:
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既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
玉帝不识此中道理,以为恩情相待,可以羁维其心,岂知孙行者并不认为恩情,反而谓群仙碌碌,莫如我何,卒至大乱天宫,要求玉帝让位,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又说,“他(玉帝)不应久住在此。”(第七回)姑息政策必归失败,观此可以知道。
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一时,汉初,“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而如贾谊所说:
诸王虽名为臣,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尤以吴王濞为甚,“文帝宽不忍罚”(《汉书》卷三十五《吴王濞传》)。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序》)。其宽忍不是姑息,盖准备不够,罚则生变,故乃一方宽忍,他方又依贾谊“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之言,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复依贾谊“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之策(同上),徙子代王武为梁王,而以淮阳为郡文帝二年,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一年又徙为梁王,淮阳为郡。景帝二年又置淮阳国,立子余为淮阳王。。七国叛变,淮南三国无不附汉(《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刘长传》),而梁王又“城守睢阳,以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汉书》卷四十七《梁孝王刘武传》),所以周亚夫之兵一出武关,七国之乱即平。由此可知国家发生外患或内难之时,倘力不能制,必须一方宽忍,一方准备。只宽忍而不准备,国必亡;只准备而不宽忍,国必危。勾践卧薪尝胆,何曾让夫差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为国者固不宜逞一时的意气。
唐之对付方镇与汉不同。安史乱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以土地传子孙”(《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即朝廷对于方镇只有宽忍,而方镇对于朝廷,则不许其有任何准备。朝廷力不能制,于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然而贼夫贪心没有限界,“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于一时,而结果又往往引起大乱于将来。
政治以“力”为基础,“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赏,有罪而不敢罚,而如陆贽所说:
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则“法”亦破坏了。法纪荡然,当然是藩臣叛上,继之而发生者将校横行,又继而发生者士卒骄恣。将校横行开始于肃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德宗贞元以后,“藩臣缺,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卢从史传》)。朝廷既然放弃用人之权,择将校所喜戴者授以节度使之职,则有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颜悦色,讨好将校。于是前此帅臣主政,而将校感其噢咻之恩,乐为之死,现在则将校擅权,而主帅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东诸将杀邓景山,而请任命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宝应元年),成德军将吏诛田弘正,而请任命王廷凑为成德军节度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廷凑传》),即其例也。
第二部分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第8节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2)
将校横行,浸假士卒也骄恣起来,因为将校欲奋取主帅的位任,不能不结士卒,以为爪牙之用,而又虑士卒之以助己者助人,患生于肘腋之间,遂不敢制以威令,只能厚其恩施。最初尚是将校收买士卒,以便实行其逐帅自立之计例如魏博节度使田永嗣将死,顾诸子弱,乃命从子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之。悦使绪主牙军,绪率数十人手刺悦,下令军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赏。”众乃共推绪为留后,诏即拜绪节度使。(《新唐书》卷二百十四田悦、田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