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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教授曾经在报刊上公布过涉嫌抄袭剽窃丑闻的大学，其中名校之多，令人震惊。
以下是杨教授的原文——
拿抄袭剽窃这一最为人所不齿的学术丑闻来说，单是在媒体上已经公开披露过的著名学术机构，至少可以举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而且，这个令人汗颜、不光彩的名单很可能今后还会继续扩大下去。在这个花名册中，固然有一些牌子一般的高校，但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如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真是世界之最啊！应该对杨教授说，别将这个名单开下去了，别告诉我们哪些大学存在学术腐败，只请告诉我们，哪所大学没有这类丑闻！
杨教授十分感慨地说：“90年代以来，此类丑闻不绝，大有风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势，从内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辞书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外，学术论文、专著、博士学位论文都有份。从抄袭者的情况看，不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仅无名之辈抄，业已成名的人也抄。不仅有学生抄老师的，也有老师抄学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众多专家学者指认、并写文公布的抄袭者，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9日）
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陈洪，在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曾经痛心地说过，“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这种问题（指抄袭、剽窃），我想谁也不敢打保证、拍这个胸脯……”（ 天津电视台2002年3月3日“青年大世界”节目）
6、中国特色的学术奖项和评委
无论抄袭剽窃的现象多么普遍、恶劣，仍然算不上知识分子腐败中最无耻、最下作的手段；毕竟这在国外也发生过的，而在中国，抄袭的话题也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更无耻的是，一些教授、学者在评奖、评职称过程所采用的下流手段。
以下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沙林披露出来的三个个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撰写《竹木春秋》一书。出版后，有好几位专家公开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批评此书存在大量的硬伤和大量的抄袭；还把该书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事实也揭露出来。这些书评文章都发表在评奖之前，并广为学界所知。但就是这本有严重问题的图书竟与《陇文化丛书》一起获得中国最高规格的图书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令学人大哗。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争取博士生导师资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之后还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他靠这些材料最终评上了教授和博导。后来商务的领导见到武大的人问，你们那个谁的稿子怎么还没送来？武大人说，不是书都出了吗……这才露了馅。该人的教授和博导帽子全被掳了，带着一家人去了国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某教授来得更奇，他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而且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用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令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传，如：“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到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中国青年报》2001/07/18）
在商场上，制假售假的商家不少，但敢把假货拿到展览会上去参赛评奖的却很少听说。
这些年，中国假酒泛滥，酒类的评奖活动也泛滥，却从没有听说过哪一种假酒得了奖！可知识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抄袭剽窃之作，胡乱拼凑之作，品味低下之作——不仅充斥文化市场，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获奖。
抄袭剽窃之作可以获奖，首先是抄袭者不以抄袭剽窃为耻，敢于理直气壮地把他的假冒伪劣产品拿去参评、参赛；其次是他一定精于中国式的评奖之道，能有把握将多数评委摆平、搞定；至于那两位只有一个书名、只有自己做出的一张假封面而根本就不存在的书也获了图书大奖，也评上了博导的教授，就只能归功于中国特色的奖项和中国特色的评委会了！
那位靠自己制作的一个图书封面而获得学术奖的某教授，正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占尽了学界和商界风光”的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胡黎明。
为名为利到了不惜使用流氓手段的人，还能得到学术权威的青睐奖励，得到了实业家的欣赏重用！中国人爱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里成了“昏庸所爱相似”了。
是呵，那些平庸的、或心术不正的领导人，总是喜欢重用和提拔与他们内心世界相似的人……这也是我们身边那些个骗子、流氓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吧！
抄袭剽窃就像火车站卖假票的票贩子，而懒到连抄袭、剽窃的劳动都不愿付出的教授们，就像贩卖假票的票贩子，卖到最后，连假票都懒得造了，只是伪称自己有票，先把钱骗到手再说。
一个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急功近利到如此程度，胆大妄为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这样的行径——是犯罪，还是流氓？
但他们没有犯罪，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学者教授因为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招摇撞骗而犯了罪。知识分子不会犯罪，犯罪的只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小商贩、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
对票贩子，无论他倒卖的是假票还是真票，都有被抓捕、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而在我们知识圈内，连根本就没有造出来的假货，还会有报刊为其发表书评，还会有权威的评委对其表示欣赏、直至给予奖励。即使败露了，最多是取消奖项、或是取消什么什么资格而已……
相比之下，在知识界造假售假或耍流氓手段骗名骗利，比起在市场上造假售假，投机取巧的风险成本低得多，获利却十分丰厚——发表了几篇抄袭来的文章，就可以评上副教授，每年稳拿四五万元的津贴；而要是抄袭剽窃的书出版了、获奖了而最终评上博导，那就是暴利了——博导，起码是正教授，套行政级别该是司局级，当然津贴更高，出国的机会更多、分得高级住房的机率更大，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带头人的资格更足；如果争取到研究课题立项，那就有了数十万、数百万的课题经费。
一般来说，这些课题经费是无偿的，是无需对其是否有产出回报承担责任的。只要有几篇论文，有一些试验数据就可以交差了；而论文是可以抄袭，数据是可以编造的……
7、从学术腐败到精神堕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将这些丑行继续罗列下去，无论对笔者的写作，还是对读者的阅读，都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又必须有勇气注视，有勇气承认这些丑恶不仅非常可悲的在知识界存在着，而且决非个别！
近年来，学术腐败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引起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重视。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对“两会”的代表、委员痛斥学术腐败的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工业学院教授赵师庆说，“现在学风败坏的形式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公开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他人的成果，伪造实验数据，在学术成绩中大量‘注水’，请‘托儿’吹捧自己，甚至用钱去买学术职称”；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光机所所长王家骐对“败学症”的年轻化趋势十分忧虑：“在少数研究生中间也出现了科学道德的问题。有一位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完成了研究课题，却将发表的论文署上自己和爱人的名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不久前也对科技界当前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浮夸不实、甚至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骐认为，“现在学生作弊司空见惯，这是学术缺乏诚实的开始。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道德是一味“温方”，对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强制作用。要真正根治“败学症”，还需“刚柔相济”，对学风败坏的事情，发现一起就严惩一起。为此，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完善防治“败学症”的具体规则和法规，以更好地配合学术道德建设的进行。
——张存浩委员说：“欧美一些国家制订了防治学风败坏的法规，学术造假者面临着可能被送上法庭的命运。”（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经非常深刻地痛陈当代大学的精神堕落。
他认为当代大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如果我们承认王岳川教授描绘的是一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惟妙惟肖的画像，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结构，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不能调过头去，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8、孩子成了教师的摇钱树
我们已经描绘出许多学校乱收费、吃教育、吃学生的细节，这些丑恶现象大都是以学校的名义进行的，有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经费短缺、为了学校的建设、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等等……
还有一些教师干脆就是以个体的名义赤裸裸地站出来，直接搜刮学生的钱财。
前面已经讲过，小学开学了，老师先要挨个问一问同学们的家长是干什么的，这是教师在进行资源调查，然后摸排出有用的数据。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在班里找到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孩子——“汽车娃娃”、“煤气娃娃”、“医院娃娃”、“万事通娃娃”……
老师利用这些功能各异的娃娃，既可办成无法用钱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