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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二十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在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二次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教育是国家一项根本性的事业，应当最纯洁、最重要。但是现在一些学校的暴利问题突出，甚至有人称教育为一个暴利行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对教育的高收费表示了强烈地关注，他问，“教育收费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是因为教育成本增大了，还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败？”
教育暴利与教育腐败是一对双胞胎，这是最近几届“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以下是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的报道：
在江苏代表团驻地国谊宾馆大堂，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僧代表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一个入学名额。“要上学吗？拿钱来！”把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资，变相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对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对此，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代表发表了看法。“最近新闻单位报道的有关沈阳市教育收费情况，就让人心中不平。每年沈阳市小学新生入学和初中（民办公助）招生，市物价局规定每名学生只收9000元，但到了各学校则变成漫天开价，有的收2万，有的收3万，甚至收5万，令学生家长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必须下决心治一治了。”
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赵奇僧代表说，“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据调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就有六七万元，远远超出当地公务员的薪金。华北地区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统计表明，高校教师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教育腐败吗？”（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要上学吗？拿钱来！——人大代表痛斥教育领域腐败之风》）
教育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稳定的恶性循环：投入低—负债高—乱收费；最后是“吃教育”……
谁在“吃教育”、“吃学生”？当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和校长们；靠什么吃？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各级学校的掌门人将市场经济法则引入校园，利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牟取暴利。他们将教育变成商品，明码标价，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一些基层政府则通过中小学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集资费、危房改造费、代课教师工资、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等；还有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食品、学具等。
一些城市热门中小学择校费或赞助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今年已涨到7万元。”（新华社记者赵华：《教育腐败千夫所指》《央视国际》2003年12月08日）
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他们定出天价而不给购买人讨价还价的机会；家长即使愿意花高价，也还得托人——收下你的钱，收下你的孩子，是学校给了你面子。
从“吃学生”中获取的暴利，已经让许多学校赚得盆满钵满。这几年，好多学校掀起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校长们频繁地出国考察，教师们假期免费旅游。到了年底，各个学校发年货、定做高档服装；一些重点学校的奖金一年下来可以拿到好几万。
对这种“吃学生”的腐败，家长控诉了好几年，媒体声讨了好几年，上面似乎也有所察觉，每到新学期开学，都有禁止学校乱收费之类的文件下达，但暴利教育依然没有改观，这个问题依然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重点话题。
据《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在这次“两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向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见《央视国际》2004年02月06日）
“吃教育”，吃得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债台高筑；“吃学生”吃得许多教师、校长、教育局长脑满肠肥，吃得学生家长天怒人怨！
3、触目惊心的“吃教育”
即使代表、委员们披露出来的教育问题已经招致了社会的天怒人怨，但他们所看到、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官方的审计和统计数字更是令人震惊——“吃教育”、“吃学生”能吃到那种程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还是李金华审计长这份报告中的数据：“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如2002年以来，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市财政局挪用400万元平衡预算。1999年以来，该市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订阅图书资料回扣款等1356万元，用于私分和吃喝，其中私分1103万元，招待费等支出253万元。吴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2002年至200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17个镇教办吃喝和发放补贴402万元，人均2。9万元。 （见《审计发现少数地方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严重》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23日）
广东化州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既不知名也不富有，它的教育局一年多的时间所吃、所占的教育费居然高达二千五百多万；而广东吴川市则是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挥霍教育经费的豪放更是触目惊心——
经媒体的进一步查证：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吴川市教育局机关餐费开支209万多元，教育局属下17个教育办公室餐费开支402多万元，总计高达611万元之巨。不仅豪吃，这位教育局长还敢豪花：他的司机一年就报销了17万元之多的修车费。据核实，这些修车票据符合规定的只有1万多元；这位局长还从下面的学校挪用56万元、从局办公室挪用资料费10万元、从民办教师基金中挪用10万元，用这笔76万元的巨款一次购买了两部小车（丰田佳美），但车买下来后从来没回到教育局……（新华网广州6月24日电 题：《600多万元教育经费是如何被“吃”掉的——广东吴川教育局“吃”教育问题调查》 新华社记者张朝祥、徐清扬）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如此豪吃豪用、挥金如土的教育局居然负债数亿元！
这个数字出自吴川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李梅之口。
下面是这位主管副市长在接受《新快报》的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记者：吴川市地方政府是什么时候得知吴川市教育局吃喝教育经费问题的？
李梅：去年底审计署广州特派办来到吴川对教育局进行审计。市委、市政府得知审计结果后，非常重视。4月29日，即通过人大常委会免除了教育局局长（苏李祺）职务。
记者：吴川市审计局每年都要例行对教育局进行审计，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
李梅：这个问题上面正在查，我不好说。
记者：吴川教育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李梅：财务管理不是很完善。我们现在正积极配合上级清理和查处有关问题。原来经费报销都是局长“一支笔”通过。现在我们要求大金额的报销要通过集体批准。原来在外面酒店挂账、签单造成招待费比较高……
记者：吴川市教育经费情况如何？
李梅：负债几个亿，具体多少还没有核准。原来可以通过向群众集资或捐资解决教育经费，现在实行“一费制”，本地财政负担不了。现在教育局账面上是负债，没有余额。（林劲松：《豪吃600万的吴川教育局负债数亿 局长被双规》 《新快报》2004年6月28日）
与高额债务相对应的是，是这位刚被免职的市教育局长的豪宅。我们是从记者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了这座豪宅——一座亮丽的独门独户四层小楼。
如果不是国家审计总局查实，如果不是这位胆大妄为的教育局长已经被免除职务（还没有见到要他承担法律责任的报道！），这些数据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即使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绝对拿不到这些数据……
4、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
将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吃教育”的豪放联系起来，的确有点儿不伦不类、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因此，巨额教育债务的受害者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前面谈及到的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不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经费上千万元，他们还挪用了794万教育经费，给教育局盖了一座建筑面积5271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这个教育局共106人，人均办公用房超过了50平方米。而它属下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却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危房中上课。这种景象是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个节目中看到的。
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的镜头从教育局豪华、明亮、空旷的办公室转到了破烂不堪的乡村学校。从画面上看，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却破烂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民间形容乡村学校的顺口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