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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劝她去试一试，说是捷克上学应该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朋友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按别人告诉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学。
小学的建筑很典雅，而且安静得不像一个学校。朋友走进去又马上退出来，以为走错了地方。到外免拼了拼大门上边的字母，是学校啊！才又进去。
朋友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
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所以常常给妈妈当翻译。朋友称女儿是她的“小嘴巴”。
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
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
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
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
下午放学回来，女儿带回了校长对妈妈问候：“你妈妈真好，她很关心你的学习。请代我向你妈妈表示感谢。”
校长感谢朋友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讲到这儿，朋友又被当初感动过她的事感动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我同样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并且为她在海外当“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丝安慰；至少在人格尊严上，这个清贫的单亲家庭得到了与别人一样的尊重。
我甚至庆幸她走了出去——尽管她很艰辛；但想想，要是留在国内，一个30多岁的舞蹈演员，靠一个人养活孩子，靠一个人的工资负担孩子的教育就不艰辛吗？如果她要到别地城市去寻找机会，她怎么解决孩子的初级教育？即使她去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即使她并不奢望找到她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所找到的那么好的学校，我们也可以想象她领着女儿在一位位校长面前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嘴脸；最后，就算她恳求了、花费了、托了关系而允许她女儿进入学校，她能负担起女儿的借读费、择校费吗？
7、纵向的比较——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费是20元
当“接轨”无法给利益集团带来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谈“国际接轨”而只谈中国国情。
谈国情的时候，他们总是谦虚的、谨慎的，不再张扬，不再吹嘘我们的GDP已经连续多少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在这种时候，他们总会低调地告诫老百姓：不能和人家比啊，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有13亿人口……政府要解决13亿人的温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13亿人的教育！
是呵，一个要养活13亿人的政府该多不容易啊！再小的问题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问题；再小的支出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支！
可是为什么不将辛勤劳累的人、创造财富的人乘上13亿？为什么不将人均纳税额乘上13亿？如果我们把视角变一变，13亿人口这个基数，就意味着中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向政府纳税的人，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能有13亿纳税人的养活和支撑，中国政府比起那些没有人气的小国政府该是多么的幸运和底气十足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13亿人口组成的巨大市场，应该是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而绝非负担。
这是题外话。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当前的教育到底算不算高价？
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虽然贫穷，但不为子女的教育发愁。
既然不能与基础条件好的西方国家比，那就跟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比。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人祸天灾——屡屡挨饿，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点毕竟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穷人怀念：那就是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学，总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级，就上到那一级。那时候，没有穷人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甚至自杀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竟然有好几个孩子都读到了大学，从而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宿命……
不过，这个类比也有几个令人尴尬之处：那几十年的中国人，全是低收入，国家几乎只给劳动者发放饭钱——很多时候连吃饭都是紧巴巴的——其余的，住房啦、医疗啦、教育啦，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包揽下来；再者，那几十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比现在低，考上大学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的机会；再加上政治原因——因出身不好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以及在“文革”期间，干脆全国停课十年！真是空前绝后啊！别说欧美，即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尽、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学校也没有过大面积、长时间停课。这也足以证明教育在中国的神圣……
因此，我们不比前四十年，我们将视线往前移，移向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
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
那时，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没有富起来；
那时，政府肯定没有钱搞大学义务教育，学校也不会有钱贴给学生，所以当时的教育成本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那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元
著名的数理语言学家陈明远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学费问题的调查报告。陈老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影响很大，引发出许多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思考——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 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
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20个银圆对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一个银圆的购买力到底是有多大？
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
8、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
一方面是落后的、负债累累的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又一个矛盾。
如上所述，乡村教育的累累债务让乡村基础教育摇摇欲坠，广大农村师生苦不堪言：学生在危房上课，教师常常拿不到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
还是来自本届“两会”的声音：一些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呼吁：“在有的农村，拖欠教师工资额达134亿元。2001年全国30％左右的县，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25元，财政预算拨款不足8元。26个省农村中小学有4000万平方米左右的危房”；
我们不能说，乡村教育的落后完全是“吃教育”的人给吃出来的；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教育投入太低。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点几的投入虽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对比起七八十年代，其增长速度还是十分可观，因为这二十多年，我们的GDP毕竟翻了几番。
乡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除了有那么一批豪吃、豪花的人之外，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巨大差距、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巨大差距——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对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投入逐年递增。其投资动力来自建设“一流”大学”的雄心。这是富起来了的中国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向世界显示实力。
这无疑是有关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大事，为此，国家三年给北大投入18个亿，希望它尽快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问题是，中国有87所重点大学，个个都想当世界“一流”，个个都有为富起来了的国家争光的雄心壮志；还有那数以千计的不是重点的大学、专科学校，也想争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地区一流。他们个个都急需经费去实现野心勃勃的争“一流”计划……
于是，这几年学校扩建、扩招，争一流人才、买一流设备，以及大学城的兴建就成了各个大学重中之重的战略要点。
世纪交替之时的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扩张、大跃进的大时代——
这是一个升级的时代：中专升大专，大专升学院，学院升大学……于是，学校的行政级别也随之由县团级升为司局级、司局级升为副部级。与学校的级别同时晋升的是校长、主任的行政级别水涨船高——享受起来高干、甚至副部级待遇了。
靠什么享受？当然靠钱、靠由国家急剧增长的教育投入。不过，这笔开销是小头，是毛毛雨；
这是一个博士大跃进的时代：以前我们的大学不过四五千学生，少的二三千也有。据说，这与国外——尤其是国外的一流大学有很大差距。于是“扩招”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