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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和创造性已经与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普遍分离。
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在教学、科研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在牟取个人利益方面，今日的大学体制却给了教授学者们难得的机遇；在为自己牟取利益方面，我们学者教授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令人惊叹！
1、体制的问题并不能掩盖个体的道德缺陷
由于问题出在体制上，我们在遭遇和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时，在遭遇和谈论那许多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常常会不经意地说一声，“都是体制造成的！”
因为是体制造成的，我们没有责怪人——哪怕这些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到甚至比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商人都不如的程度（商人尚有诚信、尚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名！），我们也还是宽宏大量地说，“哪个领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单单对教师这么苛刻？”；或是，我们会从历史的高度、制度的高度，甚至从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去寻找原因，去追究责任！
我们从来没有从个人的精神道德层面追究知识分子的责任，从来没有对个人有过深刻的检讨和拷问。
前些年“灵魂的拷问”一词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时尚，但那是针对别人、或最多是针对这个某个群体而言。一位曾经以此著书立说的学者，就被另一位学者追问道：“你怎么就不拷问拷问你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们的体制有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问题，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问题；但正因为有这许多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才显得更加重要，知识分子能不能恪尽职守才成了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是相反，让体制问题成为知识分子堕落的借口。
是的，中国很穷，而猛然与西方的物质生活接轨，肯定会带来因物欲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痛苦；
是的，中国的社会分配有问题，所以采取同样有问题的手段去夺回自己该得而没得到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各显神通时的道德依据，所以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哪个领域不是这样？为什么单单知识分子就不可以？”
是的，在一个不能依法行事从而不能公平、公正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纠正那种不公正——商人们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对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工人农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追讨回被非法剥夺的血汗钱（可悲的是，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他们也很难追回本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然而，即使所有的阶层都因制度的不公正而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操，知识分子也无权随波逐流！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担待者，是社会道德底线的守卫者，如果他们以牺牲自己良知、道德和社会职守为代价去对匡正社会不公，不仅不可能减缓社会的不公正，还会因他们的加入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防线的彻底崩溃，从而将整个民族拖向毁灭。
在苏联时代，当1937到1939年的政治清洗危及到每一个公民的安全时，由于胆怯或由于自保，一些人变节自首、告密出卖自己的亲友，有人甚至站在权力一边落井下石、为虎作伥；然而，当这种本应该由制度承担的丑恶蔓延到个别知识分子和个别作家身上时，苏联的知识分子对此沉痛地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
因此，无论从制度、历史的高度，还是就个人、道德的微观层面，我们都不能对中国教育大背景下的小动作掉以轻心、无动于衷——那就是，尽管中国教育在体制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但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问题，更应该是我们有勇气面对、有勇气揭露的；否则，这些人的问题，会无限放大了体制的问题，并且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起到巨大的腐蚀作用……
在谈论当代教育体制下教育精英们的大范围堕落之前，我们先从纵横两个方向作作比较，看看时代的黑暗是否必然造就教师们的人格缺陷？
2、国家贫穷落后，教育界群星璀灿
我们是了解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蔡元培、蒋梦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陶行之、傅斯年、梅贻琦、刘半农、朱子清、辜鸿铭、马寅初、梁漱溟、闻一多、陈寅恪……光是看看这些名字就让人怦然心动——同一个时代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出类拔萃之辈，这的确令人惊讶；而这个时代离我们仅仅几十年！
仅仅几十年前呵，中国还有如此众多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如此令人炫目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从北京的大学到各地方大学，从著名知识分子一直到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的校长、教师……
那时，办教育、当教师、为人师表是何等神圣的职业和称号！尽管那时的一些有钱人或土财主也会将教师称之为教书匠（而且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穷”字，叫穷教书匠），但即使再穷——那怕长衫上打上了补丁，他们还是备受社会尊敬。旧时县官上任，最先拜见的不是财主、绅士或者商会会长，而是当地的小学校长。
孔子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就是中国人极为珍视的师道尊严。过去，中国人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可见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不过，教师的地位不是权力册封的，而是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学识道德博得。向别人传授知识是一件庄严而尊贵的事，但你得从自己做起。
尊重和自重，爱戴和自爱——做教师做学问得先从做人做起；教别人，先得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旧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秀，上述那个很不完全的名单就是证明，这一点无须赘言。需要多说几句的，是这些优秀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那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比今天先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的大环境同样经受着权力的渗透，前面说过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就是因为没有按官方意图治校而被关进监狱，蒋介石甚至扬言要枪毙他。诸如此类，可见当时教育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
实际上，刘文典案并非个案。就在那个时期，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要以“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也在1927年8月实实在在地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从组织上规范党义教师任教资格。教科书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开列的3项政治标准是：（1）适合党义；（2）适合国情；（3）适合时代性。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等等。
（《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
但旧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权力扭曲，没有为争当校长（当时的大学还是以国立为主，能不能当校长当然要国家说了算）、争当教育官员而突出政治、或创造性地落实权力对教育的指令；相反，在权力的渗透面前，当时的许多著名的校长、或最有希望当校长的教授都拍案而起，进行公开的抵制——
胡适公开指责这类党化教育教材为“党八股”，呼吁“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而马寅初、潘光旦、许德珩、张伸府、任鸿隽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因为反对“党化教育”和在校园内强制性地推行“三民主义教育”而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和迫害……
以上是旧时教育所处的政治环境；从经济上讲，那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生活生平也远远低于今日的中国。虽说旧时的大学教授也有过较高收入的时期，但对大多数教师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在战乱或灾荒年间，就是著名教授也难以养家糊口。朱子清拒领救济粮之所以成为美谈，肯定是家里等着那面粉充饥，要是他衣食无忧，拒绝一点面粉算得了什么气节？！
在中国，整整两代知识分子成长，以及他们为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与与这些知识精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或者在他们执教的校园接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或者是在他们的著作或巨大精神力量的影响下而成为中国的脊梁的。
3、沙皇专制下的俄国教育家们
说起体制环境的恶劣与知识分子的优秀的反差，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近邻俄国——这个以苦难和优秀知识分子闻名的国度。
从沙俄时代开始，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校，他们师生就经受着专制力量的巨大压制。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国家收入的一半用于军队和警察开支，而教育经费的支出不及百分之一。在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针对着有许多青年参与了起义一事，加强了对教育的监控：彻底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增加宗教课和学生的军事训练；减少大学招生、增加学费……
尼古拉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公开宣称：“防止出身微贱的青年混入，对于他们，高等教育是无用的，是一种不需要的奢侈，徒然使他们走出他们原来的生活圈子，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国家也都是无益的。”（《苏联通史》第二卷P171）
尼古拉一世还利用以宪兵和秘密政治警察组成的特务机构“第三厅”，强化对大学师生的监控。
“第三厅”藉着无数的密探，监视学生的思想趋向，“注意那些对宗教或政府肆意议论的人，并搜索是否有秘密团体出现。”（同上P170）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描写过“第三厅”在他就读的大学里大肆进行特务活动的事：他系里的同学，有的神秘失踪，有的在夜里直接被警察从宿舍里抓走的。赫尔岑说，抓走的“全是很出色的青年”。
除了经费上的制约和政治上的控制，尼古拉一世还采取了蒙昧主义对学生进行洗脑：任命一些不学无术的将军担任学校的哲学教授。到1850年，他的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干脆“完全禁止在大学中讲授哲学。”，因为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有害的，而“自然科学是没有危险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P29）
紧缺的教育经费，专制的政治制度，遭受着权力干预的教育体制，这是旧时代中俄两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时代背景；另一个相同的是，中俄两国的知识精英都能坚持不懈地将民主和科学引入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