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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由于令俊的介绍，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星期日有别的事，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或者和沈师母，令俊的姊姊孔德沚，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不打扰沈先生的工作。沈师母常常说：“沈先生要创作，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创作”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小说月报》开始标明了“创作”一个专栏，本意是指小说、散文、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用来区别于“译作”。沈师母却以为“创作”就是写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沈师母却说是“他在创作”。这一事，可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创作”，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学迁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住了一个后厢房。搬进去之后，才知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厢房就是《醒狮周报》社，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就迁居民厚南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就是“创造社”了。
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不久，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到了武汉，国共分裂，他亡命回来，才重又会见。这时，令俊没有工作，想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来和我商量。我把家里所有的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编成一本初稿，请蔡元培题了书签。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里。
望舒有一个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以后二人就双飞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可能还做党的工作。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曾托一位王某，也是党员，照料戴氏。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关系，二人就双飞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狱后，人去楼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极为恼怒，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俊想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来向我要资料。我乐助其成，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此后，我离开上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到胜利复员回来，才重又会晤。
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个资方代理人，我劝他答应下来，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令俊手头有一个出版社，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经理，拉我去担任总编辑。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但这一段时间，不过三个月，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就辞卸了。一二年后，出版机构大改组，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每年不过见面两三次，如是者十多年，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才比较的常见，可想不到他很快就过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谊，虽然时亲时疏，却也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他对文艺是有热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写过几个剧本，几本杂文，都不能出色当行。但他编的《小说史料》、《现代作家书简》，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五卅运动史料》所收资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他的文艺工作，大概在抗战时期最为活跃。他办过戏剧学校，编过剧本丛刊。沈先生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由他在上海负责排英校对、出版工作。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艺业绩。
令俊的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但本质却是忠厚的，初到上海时的生活，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不得不依靠他姊姊的支援。近年间，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语气之间，似乎很有不满，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励他和热心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在沈师母故世之后，忽然态度一变，对令俊深致不惬，不惜形之笔墨，这一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对沈先生有过什么大不敬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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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推进到上海、南京，蒋介石立即篡夺国共合作的革命成果，悍然反共。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利用国民党右翼分子和流氓，对国民党左翼党部及中共地下党部来一个突然袭击，干了大规模打砸抢的暴行，枪杀或逮捕共产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当时，我和戴望舒、杜衡，都在震旦大学肄业，都是共青团员。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撤离校舍，暂时隐避。一星期后，我回到松江家里，望舒和杜衡，也回杭州老家。由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扩大反共，杭州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形势，望舒和杜衡感到家居非安全之计，就到我松江来暂祝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常我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
记得最初的几个月里，望舒译出了法国沙多布易昂的《少女之誓》，杜衡译出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我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迦兰夫人》。
大约在七八月间，望舒对这样孤寂的隐居生活感到有些厌烦，决计到北京去玩一趟。
他要我和杜衡同去。我因为正在参加松江联合中学的筹备工作，走不掉；杜衡只想等形势缓和一些，回杭州去，因此也无意北游。于是，望舒独自到了北京。
望舒并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一个人住在一家小公寓里，玩了几天，就感到寂寞。
他原先想进北京大学或中法大学，但是看看北京的情况也不好，便打消了这个企图。这时，他认识了一群正在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他每次来信，都提到几个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蓬子、冯至、魏金枝、沈从文、冯雪峰等；莽原、沉钟两社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学同学，本来认识的，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认识了胡也频。
望舒在北京大约耽了两个月，就回来了。先在杭州家里住了几天，觉得生活无味，又到松江来祝跟着，冯雪峰寄给望舒的信，经常寄到我家里。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约雪峰和他交情最亲密了。我和杜衡虽然还没有见到雪峰，但《春的歌集》早已读过，知道雪峰是杭州第一师范的湖畔诗社中人，他的名字是和漠华、修人、旦如、汪静之连在一起的。我们又读过《新俄文学的曙光期》，这是雪峰译的，但署名却是“画室”。我们本来不知道画室就是雪峰，从望舒的北京来信中才知道。我们的情况，望舒在北京时一定也曾向雪峰介绍过。因此，雪峰的来信中，有时就用“你们”，可知那时我们和雪峰已有神交了。
一九二七年腊月，或者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了，雪峰来了一封信，说打算回南方。但是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还走不成。他还问，如果上海没有地方住，可否到松江来歇脚。
我就让望舒复信，欢迎他来，我们的小楼上还可以安一张床。这封信去后，过了几个星期，雪峰忽然寄来了一封快信，信中说：他已决计南归，不过有一个窑姐儿，和他相好，愿意跟他走。他也想帮助她脱离火坑，可是需要一笔钱替她赎身。他希望我们能帮助他筹划四百元，赶快汇去，让他们可以早日回南。信中还暗示了北京不可久留的意思。这封信，使我们大为惊异，尤其是望舒。他说在北京的时候，绝没有听说雪峰去逛窑子，怎么忽然有一个窑姐儿和他这样热情？我们当时都是浪漫主义的青年，对雪峰这个浪漫史，毫不怀疑，把他所爱的姑娘，看作茶花女，红拂妓。商量之下，决定大家凑钱寄去。
我那时已在松江联合中学任语文教师，每月有七十多元工资，没有家庭负担，几个月来，手头有二百多元，望舒和杜衡也凑了二百元，一起交银行汇出，同时发了一封快信给雪峰，这封信发出后，好久没有雪峰的消息，使我们着实焦急，不知他收到了钱没有？也不知他的姑娘会不会变心？也许她诓骗了钱去，还是不来。这种事，在窑子里的姑娘，正是常有的花招。我们怕雪峰没有经验，会上当了。
又过了几天，忽然收到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在上海已四五天，住在旅馆里，想到松江来，叫望舒就去接他。我们研究了这封信。信上只说“我已来沪”，不说“我们”，也不提那姑娘的事。大家有点疑虑，到底他是光身来的呢？还是两口子来的？我叮嘱望舒，到上海后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是双飞南下，而且都要来松江，那么务必先通知我，让我好给那姑娘另外安排住处。否则，在我这个封建家庭里是很为难的。
想不到望舒早车去上海，当天下午就把雪峰接来松江。两个男的，没有女的。雪峰提着他的衣包，望舒帮他提着霸气书库，看来霸气书库比衣包大些，当然更沉重些。望舒给我们介绍了。其实这介绍也只是礼貌而已，大家彼此都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问雪峰，“怎么样？你的姑娘没有来？怕我不收留吗？”雪峰盯着我说：“你们以为真有姑娘会跟我走吗？”说了，他和望舒相顾一笑。我和杜衡知道望舒已问过他，也就不再问下去。后来望舒告诉我们：雪峰为了帮助几个朋友离京，所以编了窑姐儿的故事，托我们筹款。
这是我和雪峰定交时的一个革命的浪漫故事。
雪峰在我家住下，加入了我们的文学工常他带来的都是日文书，有升曙梦、森鸥外、石川啄木的著作。最初一段时期，我们的共同趣味是诗歌。当时望舒和杜衡正在合译英国颓废诗人陶孙的诗集，这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因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过陶孙。又因为傅东华译的陶孙的诗剧《参情梦》错误很多，恰好上海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有《现代丛书》版的《陶孙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