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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有光纸铅英石印书，有《国粹学报》，有《新小说》，有弹词唱本，有小说戏曲，全是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和期刊。我借给他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做车钱。我和老板帮着扎了两捆，又帮他提一捆到电车站。
西谛先生孜孜矻矻地搜罗古本戏曲，终于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兄到处捡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终于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其他许多关于通俗文学的著作。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旧书店给了很大的帮助。这里我只举了两位我所熟悉的人，此外，肯定有许多知识分子曾体会到旧书店对他们的学识起过有益的作用。
如今，上海只有一家古旧书店和一家新旧书店。西谛先生要的书，绝不上架，属于内部之内部，专供应单位和首长的。阿英兄要的书，也不会上架，上了架太不像样，只配送到纸厂里去做卫生纸。
这样，我怎么能不回忆解放前的旧书店呢！
一九七九．九．十
古代旅行
若使徐霞客生在今天，看到现代的交通情况，一定非常满意。一个月的旅程，一天便能走完，真是实现了费长房的缩地术。但是，我有时会怀疑，从骑马乘船到火车，从火车到汽车，从汽车到飞机，对于一个旅游者到底有什么积极意义？狄更司小说里经常提到给驿车旅客歇夜的小客栈，他似乎很有兴趣描写这种小客栈的风光人物，累得我读了也心向往之。史蒂汶生的《骑驴旅行记》，也曾经使我艳羡，很想如法炮制一回。其实，“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放翁在史蒂汶生前七百年，早已领略到骑驴旅行的趣味，可惜他只留给我们一首小诗。《入蜀记》虽然写得不坏，终是偏于记事，极少描写。严格地说，还不算记游文章。
抗战八年，给我以很好的机会，使我在大后方获得多次古代旅行的经验。骑驴下马，在云南的山陵丘壑间寻幽揽胜；乘一叶轻舟，在福建的溪洪中惊心动魄地逐流而下；穿一双软底布鞋，在浙赣两省的旧官塘大道上漫步，都是真正的旅游。我曾从广东梅县步行到江西瑞金。还有一次，从宁都走到赣州。浙江省内，从龙游到寿昌，从江山到玉山，都留有我的足迹。当然都不是孤身独行，至少总有三人结伴，才不会怨厌前路遥远，也有了安全的保障。江西浙江的旧路上，还很好地保存着古代驿路的遗迹。长亭短亭，宛然犹在。虽然已不是宿夜的地方，却还可以小坐一二十分钟，歇歇脚力。亭中有人设摊，供应茶水。有几处还供应米酒，甚至酒酿冲鸡蛋。在正午休息的地方，往往是个镇市，有二三十户人家，有一家饭店，你可以在那里吃到时蔬野味。有些凉亭，设在山上，非常合理。你走上一个大山坡，已经很累，就有一个舒服的凉亭在迎候你休息。你坐在一个大长桌边，从老妇人手里接过毛巾，擦净汗水，喝一杯茶或一碗米酒。如果需要吸烟，江西有的是好烟丝，这里也有供应，卷烟纸是奉送的。如果想吃闲食，花生米或地瓜，一般也可买到。这时候，你俯瞩原野，仰接烟霞，大可以舒啸一番，然后轻快地下岭赶路。这些都还是唐宋以来的风俗制度，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情况，想必和我没有多大不同。
唐诗宋词中，有许多赠别和行旅的作品，都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为背景的，现代人读了，总是隔一层，没有体会。即如“夜泊秦淮近酒家”，“夜半钟声到客船”这等诗句，古人读过，即有同感，因为人人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现代青年读后，便无动于衷，连想象也无从想象，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这等境界。各式各样的古代旅行给我的好处，就是使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和欣赏这一类诗词。不论是骑马、乘船或徒步，每一次旅行都引起我一些感情。我也做过几十首诗，自己读一遍，觉得颇有唐宋人的风格和情调，因为我的行旅之感和古人一致了。
要多认识一些中国的山川林木、风土人情，乘火车、搭飞机的旅游者是收获较少的。
有过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旅行，他坚持要坐火车，不要乘飞机。他说是为了多看看中国大地。
我以为此人的见识是高人一等了……
一九七九．九．十七
真实和美
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新声》之一章）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既简单又复杂的。你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这样回答当然是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接下去解释，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那么，这样一句回答就未免不够了。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
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
问题当然首先是真实。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
“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现在正成为讨论的问题，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应该是今天诗人的口号。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有些是为赞赏而哗然，有些是为反对而哗然。这种诗我看过几首，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
手头有一篇苏联维诺格拉陀夫所作《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的译本，其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学作品的体系中，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意义本来相距很远的、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字句，在意义上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①所谓“古怪诗”或“朦胧诗”的作者，几位青年诗人，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直率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①见《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一九五一年时代出版社版。
在目前新诗坛的论争里，我想参加一点意见：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他们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他们的评判人是广大读者。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一九八一．一．十六
官僚词汇
我们这个文字古国，几千年来，永远有人在文字上耍花样。改用一个同义字，或增减一二字，或加一个副词、状词，就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事实，或表示了褒贬、是非。我说“有人”，是些什么人呢？范围可广了。文学家、史学家、道学家、师爷、讼师、律师、商人，总之，凡是用笔杆子的人，都会玩这个花样。“始作俑者”，恐怕是孔仲尼。
事实是杀了一个人，在老孔的大著《春秋》里却要分别用不同的动词来记录：弑、诛、杀……，这叫作“春秋笔法”。从此以后，整部《二十四史》里，尽是玩这样一套文字花样。
相传有一个闺女被污辱后自尽，讼师得了罪犯的贿赂，就在验尸报告上加三个字：“阴有血”。因为《洗冤录》上说：“处女无奸阴有血”。现在既然验得“阴有血”，可见罪人是强奸未遂犯，而闺女之死，又是“羞愤自颈。这个罪人的罪行就轻得多了。
与“春秋笔法”比美的，有官僚词汇。官僚词汇，我们从现存的汉代官文书中已可见到。因为官文书有一定的程式，有一定的用语，这些用语就成为官僚词汇。不过官文书的程式历代不同，故官僚词汇也历代不同。明清两代的公文告示中，最常见的是“照得”、“查”、“该”等语词。这种官腔词汇，一直到民国时代，还为办公牍的人所沿用，真可谓积习难返。抗战时期，我领到一个重庆政府教育部的副教授证书，上面就有“审定该员为副教授”的字样，看到“该员”二字，我就联想起“该犯”了。
解放以来，官僚词汇换了一套，而且与党八股相结合，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很少人能感到它们是官僚词汇了。举一些例子：“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
这不是官僚主义加党八股的常用词汇吗？为什么要使用这些词汇呢？只有一个答案：不作肯定，不负责任。
有一篇文章，说李白、杜甫是唐代“比较伟大的诗人”。我不禁要问：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呢？如果对李白、杜甫舍不得称之为“最伟大的诗人”，那么，就说是“伟大的诗人”也可以，为什么偏要说是“比较”呢？和谁“比较”起来，他们才是“伟大”呢？
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有一篇综合报道，题为《对“古怪诗”的不同评价》，第一句就说：“近两年来由少数青年作家写出了一些为数不多的‘古怪诗’。”这一句话是记者煞费苦心构造出来的。这些“古怪诗”的出现是“两年来”的事，是“少数”、“青年”作家的事，他们写的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诗。总之，是为了要向读者说明这些“古怪诗”的出现是像微生物那样小的事。但是，既然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有《诗刊》社特地为它们召开座谈会来讨论呢？为什么有人赞成，甚至预言“他们必将掀起诗歌发展的大潮”呢？为什么又有人反对，甚至害怕赞成者会“助长”这寥寥几个青年诗人的“轻狂和骄傲”呢？我读了这一段报道，只觉得双方都是“小题大做”。
今天，新华社报道了四川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说“县城房屋已基本倒塌”。
我相信，每个读报者都不了解“基本倒塌”算是什么程度的倒塌。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