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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生命的一部分好像就存在吴为那里，他的生活好像变成一个又一个点，那些点就是和她的会见，而点和点之间的日子，不过是一些虚线。有多少次他对她说：“世界那么浩瀚，可对我只是一个小点，那个点就是爱你的感觉，你就是我整个的世界。”
胡秉宸实在没想到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又遇见了吴为，才开始尝到一个女人给予一个男人的苦、辣、酸、甜……
从少年时代就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如果没有吴为，没有这场恋爱，他的一生就缺了一大块。
记得一个秋天的深夜，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雨滴在阶前的弹跃声声入耳，单调而又丰满，周遭反倒更显静寂。吴为轻轻地说着，她的声音融人了雨声。说她的幼年，她的欢乐和带有稚气的悲哀，胡秉宸静静地听着，时而问上一句，像在挖掘一个与他生命攸关的宝藏，顽强地想要挖掘出每个细节。他们就那样说着，说着，好像日子快要完了、非得赶快把一切说完，直说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挣扎地说着，听着。好像他就在她当初的生活中，一起欢欣、着急、叹气和伤心。也许他们真是那样生活过来的，也许记忆把一切都弄错了……他们是在编织，把各自过去的生活编织在一起，那些单调的、不同的色彩经过编织，掩盖了灰暗的部分，互相映衬得更加丰富，更加明亮。最后吴为又说起未来，胡秉宸在黑暗中微笑着，更加爱怜地把她抱紧，说：“对不起，未来的日子不多了，请原谅这个蒲宁式的结尾。”
她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蒲宁？”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蒲宁。我觉得他充满毫无前途的流亡情绪，哈代才是真正的大师，我在一九五八年才注意到哈代，当时的评语是惊心动魄，当然是在肚子里评的。真可怕，一个作家使你惊心动魄。还有德莱赛，什么阶层的人他都了解。”
“不过我喜欢蒲宁的那种流亡情绪，真美，凋逝的美。”她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却落进了雨里。
“还有你说的那个《暴风雨》，我还是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爱伦堡，他哪一国人也不是。我倒喜欢《两姐妹》，虽然电影不行，把苏维埃政权美化了。”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爱伦堡对法国的感情太深？再好好看看嘛，尤其他对巴黎的叙述和对巴黎的爱恋。你虽到过巴黎，可惜没有机会在拉丁区的小巷子里游荡游荡。哦，电影《两姐妹》里的那些演员可真漂亮……漂亮也是一种文化，取决于人的内涵，好比你。哎，哎，别胳肢我，其实你心里挺受用是不是？说到苏维埃政权，不管怎么专政集权，到底保护了俄罗斯的文化，不像我们的‘文革’，彻底消灭，有人好像特别仇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瞎，不知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重建。”
“据说老毛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每月只有七块半的薪水。有一次他给几位大学教授写信，谈他对国家大事、国家前途的看法，教授们没有回复……”
“这么说还是有点儿渊源，不过可信吗？”
“姑妄听之吧。”
结果怎么样？谁也别想把吴为从叶莲子那里夺走。她只属于那个叶莲子。
既然如此，她就不该嫁人！
和吴为结婚以后，胡秉宸从没有过“家”的感觉，特别在他被老战友、老下级们画地为牢地孤立之后，常常做各式各样回不了家的梦。
就在前几天，他还梦见天色将晚，乘一列火车到一个叫做“十六铺”的地方去，因为吴为在那里。虽然有人同行，但那人在前一站下了车，火车在一个很高的路基上继续行驶，所以能看清沿途一个小而老的县城的全貌。车上有个人间：“市区为什么不设在这里？”他回答说：“因为这里平地太少，只这样一点儿大，所以新市区设在前面有空地的地方。”
不一会儿到站了，他下了车。车站很小，没什么人。好容易看见一个人蹲在地上，他问那人：“到‘十六铺’怎么走？”那人回答说：“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还有几里。”
这时天已漆黑，他向前走去，什么路也看不见，一回头，车站也不见了。“十六铺”在哪儿呢？他能走到吴为那里去吗？就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下，他醒了。胡秉宸一生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论他的决心是对还是错，但在梦中第一次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能否到达将要去的地方，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吴为。
还有一次梦见回家，他们的家在一个正方形的六层楼上，中间有个方形的天井，天井周围是走廊，每层都住了几户人家。但是他找不到他们的房间了，正在五层徘徊，有个人问他：“你是哪里的？”随着那人的高声提问，各个楼层都有许多人出来观看。
他回答说：“我住在六层。”
那些人不信，他又说不出到底住在六层哪一个门，非常为难，那时他真希望吴为能从房间里出来，在六层沿天井的走廊上招呼他一声。但没有，六层楼的各个门都寂然无声，他只好继续停留在窘迫中。
再不就梦见各式各样的家，或在海边，或是老式的楼房，可是推门一看，总是空空如也，里面什么都没有。
或是半夜翻转身来，搂着吴为叫白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他为什么老做这样的梦？后来终于明白，他需要有个家，但是他没有。“鸟倦飞而知还”，但只有空巢没有家。和吴为结婚以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家。
他总是游移在或是吴为或是白帆为女主人的两个家中间，哪个家都是他的家，哪个家又都不是他全部的家。看着吴为兴致勃勃的样子，胡秉宸想，一晃十几年过去，虽是人物俱在，他们到底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
2
胡秉宸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胥德章不顺眼。胥德章常常穿一件黑大氅，登一双黑色短筒靴，让胡秉宸觉得十分张扬。还有胥德章那到处可见、不断举起的胳膊，大张的、总是在喊着什么口号的嘴，更让他想起胥德章的那位父亲，先是国民党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一个什么部长的投机分子。
他认为胥德章政治上左右极端的行为与他父亲一脉相承，而不认为那是一个狂热并热衷于追赶潮流的青年，在一个动荡、各种主义百出的时期，对众多羊头幌子下那一块块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肉，缺乏分辨和打假的能力。
到延安后，胡秉宸似乎更找到了坚实的依据，越想越觉得胥德章的言行与参加过复兴社有关。
样样都要独占鳌头的胡秉宸，对过于风头（招摇？）的胥德章，不知道是不是另有一种戒备？抗日战争胜利后，胥德章的父亲穷困潦倒，蒋介石从陪都回到南京后把他抓了起来，直到一九四九年也没释放，最终可能老死监狱。胥德章接受了当年初到延安的经验，再也不提他还有个父亲因汉奸罪关押在监的旧事。
这是后话。
胡秉宸对胥德章的这个“不顺眼”，从他们青春年少，一直延续到他们的耄耋之年。而他和胥德章，或是说胥德章和他，比之一些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甚至更天长地久地厮守在一起。
反过来说，胥德章对胡秉宸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一点让胡秉宸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就不那么痛快。
如果两个知根知底的人，毕生都得纠缠在一起，不知幸还是不幸？但他们又是隔心隔肚的莫逆之交，不然胡秉宸在几乎走上“亡命桥”头那一年，何以把胥德章作为“托孤”的人选？
可正是因为胥德章的这样一个父亲，以及胡秉宸的那个家族，他们才被派往重庆，任务就是利用家族的社会关系，开展情报工作。这个工作如何开展？上面没有具体指示，他们心里也都没底。
当胡秉宸经历很多以后，一旦看到后人将从前的事情解释得那样一笔一画，就免不了冷笑。
3
饥肠辘辘的胡秉宸下了火车以后，没有马上去找那个同学，而是在肯定没人跟踪的情况下，走进了零孤村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食店。
这正是吴为到零G8村后，常常经过并在她的札记里提到的小食店，兼卖卤肉、茶叶蛋、掺绿豆面黄豆芽的素丸子，还有烧饼。
那个小火车站以及站外的小街，居然让胡秉宸顿生豁然、繁华之感。他是不是已经很延安了？又觉得车站附近堆了许多铁路器材的储料场也很大，猜想着同学可能有着一份不错的职业，筹措一笔路费的计划也许不会落空。
他买了一碗大酸大辣、大红大绿的臊子面。
一九三九年那个夏天，他还不甚习惯如此激烈，并因它的激烈精髓与革命也与许多革命者似乎有了某种天然联系的食物。他在后来才渐渐习惯这种食物，特别在到达四川以后。
可是他久已不见腥荤又加饥肠辘辘，只好硬着头皮把那碗臊子面吃下去。
他一面用眼睛的余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一面吸食着臊子面条，被碗里那陕西有名的辣子，辣得涕泪交流。
他在淋漓尽致、声色俱厉、忘乎所以的吸食中，突然停住，他听见了自己吸食面条的动静，并被这动静吓了一跳。
在延安的时候，他必定也是这样吸食面条的，他惊讶于自己久已没有意识。任何人，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脾性，不论男女，不论出身……只要到了延安，肯定就会这样吸食面条。
于是他的耳边，生动地再现出大食堂里众人一浪浪“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吸食面条的动静。
他对自己感到了陌生。
4
在这一瞬间的茫然中，胡秉宸想起了老四合院里那碗信远斋的酸梅汤。
他不觉地暗恋着北平那韵味十足的老日子，也许因为他在那个院子里出生。
胡同深处那个好几进的四合院，从前清时候起就是胡家的房产。依稀记得，幼年时家里还养着马匹。不知谁把一匹黄骠马拉进了院子，马在院子里扬起前蹄，嘶鸣起来，吓得他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
马倌却解释说，这是因为马见了贵人，小少爷至少是二品顶戴花翎的前程呢。
胡秉宸出生时早已民国，哪里还有顶戴花翎一说？可是妈妈听了马倌的胡诌，还是禁不住笑逐颜开。
吴为对这一情节毫无所知，却好几次梦见胡秉宸和马在一起，特别是这一景象。除了地点不是那条胡同里的四合院，别无不同。
后来多次到欧洲旅行，看到那些几乎无处不在、半神半马的雕塑时，她猜想，那些梦是否与胡秉宸的某些信息有关？
胡同里各色人等，谁不知道他是胡家的少爷？
一出学校门，丁字路口水果摊上的掌柜总是讨好地招呼着：“少爷放学啦！”
台阶式的货架上罩着蓝布，蓝是洋染料染不出的蓝。鲜货衬着蓝布一层层码上去，或码出一个水粉的桃心，或码出一个灿灿的金字，要看季节而定。掌柜的也穿着同样的蓝布褂，一边抄着掸子，不着边际地掸着架上的鲜货，一边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