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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别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共产党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于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甘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
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方住着她念念不忘的二太太。包天心参加工作后月工资约七十块雇北京这个不算大的圈子里，很快就得知二太太的情况，从此每月周济二太太三十块钱。只有这样他良心上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在外面那两年全靠二：太太供养。包天心的太太柴米油盐全不管，从不过问他的收入。她结婚时什么陪嫁也没有，只从娘家带来一架破钢琴，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弹破钢琴，不论谁到包天心家串门，都是只听琴声不见人。
都说包天心的这位太太有点傻，也许她心里暗笑，还不知道谁傻！
只有包天心常去看望二太太，他们沽一壶散酒，摆一碟煮花生，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喝闷酒，可也从不喝醉。包天心或留下一些钱，或留下一些物，便无言而去。
3
伴着叶莲子新新旧旧、一个个不知何时才能了结的忧愁，秋天又一天天近了。
那天打开箱子给吴为找冬衣，一挪箱子，从箱子后面掉下一个白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四块钱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莲子亲启。
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才知道是二太太写给她的信。
信上写着——
“……我很伤心，包师长负了我，这个家我等不下去了。我走之后这儿的人就更欺负你了，找顾秋水去吧，别傻等了，他在香港呢……
“钱是留给你的，不多，我这一走，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不能给你多留……”
叶莲子这才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
二太太怎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当然是包天剑来了信。包天剑能给家里来信，顾秋水怎么就不能给她来封信？让她在这儿死心塌地地傻等，还老担心顾秋水不知她到了包家，回到北平找不着她。
可她马上责怪自己不该这么想，兵荒马乱的年头，顾秋水在外面出生人死，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难处。
他走的时候不是说过“等我回来”？既然让她等，她就等，现在回不来，天下太平了一定会回来。
这个相当模糊的信息，却让叶莲子马上觉得有了奔头，不再觉得包家这口随时都会丢失的饭像从前那样危及她们的生活了。她赶快告诉丁董贵。
董贵私下对他老婆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顾连长也不给他家里来封信？也不说把她们接去，就这样把她们娘儿俩甩给包家了？难怪包家对她们娘儿俩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比对下人还不如。”董贵老婆说：“男人老在外面待着又不给家里写信，算怎么回事？你有难不怕，得给家里捎封信，兵荒马乱的，你是死了还是活着，总得让家里人知道是不是？”
不过这些话他们不当着叶莲子说。
他们商议了好久，犹豫了好久。包家这口饭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到了该想条后路的时候了。
真要说走，叶莲子也非常害怕。她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就是来天津也由董贵带着，更不要说去香港那祥远的地方。
董贵思量着说：“这二十四块钱也不够到香港去的盘缠呀……”
叶莲子说：“我倒还有只金镯子。”
董贵说：“那也差得远……要不先到顾连长老家住住？你是他家的媳妇，他们家总不能不管，同时也给顾连长写封信，看他回信怎么说。”叶莲子马上给顾秋水和顾秋水的老家写了信，一九四O年夏天，顾秋水的二弟到天津来接她们娘儿俩。叶莲子拿着二太太留下的二十四块钱，一鼓作气、没头没脑地投奔了二道河子婆婆家。见到婆婆，叶莲子就像终于见到亲人，甚至觉得和远方的顾秋水都靠得更近了，进门就跪下磕头，叫了声：“妈！”婆婆淡淡地说：“噢，来了。”好像她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十分不和谐地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婆婆看看吴为，问道：“几岁了？”叶莲子说：“告诉奶奶，几岁了。”
吴为说：“三岁半。”婆婆说了句“个子可不小”，就没话了。婆婆整天坐在炕上盘着腿吞云吐雾，小老太太精瘦，方脑袋，不爱说话却爱骂。炕上有猪又有鸡，来来去去。她口沫飞溅地骂了猪之后骂鸡，骂了鸡之后骂天气，骂了天气之后骂庄稼，骂了庄稼之后骂在远方的儿子：“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净顾自己在外头过好日子，不顾家，不顾爹娘，不顾妻儿……”
骂完远方的儿子又骂儿媳：“嫌鸡上炕？鸡不上炕上哪儿？自打一有鸡，鸡就上炕。小丫头长虱子怪谁？怪鸡？怪猪？猪不进屋进哪儿？这么冷的天，你当就你们知道冷猪就不知道冷？我和它们睡了一辈子也没长虱子，看把你们娇气的，有本事找你男人去。”
骂完媳妇骂孙女：“你给我住手，拔鸡毛干什么？啊？看把鸡拔得嘎嘎叫。鸡蛋呢？鸡蛋哪儿上了，啊？你这个小挨刀的，打了？啁？我揍死你，看你还淘不淘？”
她绷着薄薄的嘴唇，使劲拧吴为的耳朵。
鸡也不会还嘴，猪也不会还嘴，天气也不会还嘴，庄稼也不会还嘴，远在外地的儿子也不会还嘴，儿媳妇也不会还嘴，——只有吴为大叫大跳，又轰鸡又轰猪，还跟着地说：“你个小挨刀的……
婆婆说：“你给我揍她，往死揍！”
婆婆说：“有你这么护孩子的吗？这孩子长大还不上房揭瓦祸害人！”吴为也说：“……祸害人。”
“你看，你看，话还不会说就会顶嘴了。”不知道婆婆哪儿来的一肚子气。猪也没气着她，鸡也没气着她；公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和猪、和鸡差不多；叶莲子也没话；——只有吴为说着天上地下的孩子话。
婆婆说：“这孩子真像她爹，将来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十六岁上就跑了，一去不回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