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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另一种命运的可能。直到枫丹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她的存在之后，才逼得吴为刻不容缓作出抉择。助产士抱着枫丹在她眼前晃了一晃。吴为对那张小脸匆匆瞥了一眼，只瞥了一眼，好像再瞥一眼或是稍有迟缓，就是对禅月更大的背叛。
那时吴为只知自己罪孽深重，不像后来经反复清算后那样清楚。而且她的思路很怪，觉得自己伤害最多的是掸月和禅月的将来。于是躺在产床上，将这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对韩木林交代出来：“枫丹不是你的孩子。”韩木林问：“还有呢？”她不说话了。又何必说仅此一次！
难道一次就不是背叛？一次和若干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又何必说得那样凑巧！
凑不凑巧反正是既成事实，有了私生子。
那一刻，吴为的良心真获得了安宁。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一个逆来顺受、没脸见人、苦行生活的开始，坚信在那种生活中，定会熬煎出一个纯净的她，并将赎回偷人养私生子的罪恶。
哪里懂得一个人为爱情，哪怕是自己虚拟出来的爱情犯下的过错，算什么错？！
不论怎样，韩木林是个大度的男人，只说事到如今，吴为当然没有了对禅月的抚养权，他不能把禅月交给这样一个母亲——他没有说“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母亲”。
他还答应，如果吴为痛改前非，还可以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但必须在禅月和枫丹之间作个选择。
如果选择枫丹，他们只得离婚，禅月归他抚养；如果选择禅月，就必须抛弃枫丹，只有这样，才不会留给她的旧情一个纠缠不清的理由。
并非韩木林多虑，几十年后，吴为与前情人邂逅于某家电影院，对方竟写信要求她到公园一会。
——在经历过诉诸法律，遭遇过这个社会和公众所能给予一个下贱女人的最残酷、最不留：情的践踏之后！
——在他们子法律面前驹咬狗之后！
也许男人可以如此？
既然吴为不得不在禅月和枫丹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为了禅月，她不能一错再错。为了禅月，她只能再犯一次大错：她不可能选择枫丹。
吴为就这样可耻地逃避了一个母亲的天职。韩木林拿出拟好的字据：吴为自愿将亲生女儿枫丹转送他人……
最让吴为没齿难忘的是，韩木林让她在字据下方，用最古老的办法按了手印，——签名都不作数。
她就这样狠心地把枫丹扔进天连地、地连天的茫茫一片浊水，不见树木，不见房舍，不见河岸。从此孤零零的一个小人儿无头无绪地漂流起来。
吴为从未停止对自己的审问：为什么对枫丹没有半点眷恋？日后，当她成了作家，不论知道或不知道她过去的人，不但不再在她身后吐唾沫，扔石子或往她身上扔破鞋，甚至开始尊敬她，可是她对自己说，这笔账永远不会了结。
同样是自己的骨肉，为什么如此不同对待？
她必须回答。因为枫丹是社会不承认的私生子。她对枫丹应有的母爱，被不得不面对社会和舆论的恐惧杀死了。
吴为不过是自私而懦弱的胆小鬼。至于后来那套下三烂的生活勇气，不过是落水狗、癞皮狗被人打急眼时一种自欺欺人、虚张声势的哀吠，正像诗词所道“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还要等上几十年，这几声哀吠，才能变为知耻而勇的大气。
吴为很快又陷入了新的、更深的良心谴责。
她并没能以这样的代价，从韩木林那里换回家庭的苟安，韩木林还是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律行为使文学而不是爱情显示了它的不堪风雨。爱情的不堪风雨该是顺理成章，滑稽的是吴为所迷信的文学之不堪风雨。所幸吴为碰到了一个很人情的女法官，多少年来，她一直记得那位叫做杨柳的女法官。事情过去多年，她一直想要探访那位女法官，可是一直没有成行，或许往事不堪回首。
文学根本就不待见吴为，文学拒绝了她，所以给了吴为这样一个严重的警告。可是她并没有迷途知返，最后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并再次受到文学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她不成为作家，还是胡秉宸麾下一个小职员的话，胡秉宸还会钓她这条鱼吗？
人们并没有因吴为的举手投降就饶过她们母女三人。叶莲子和禅月这无辜的一老一小，马上跟着她一起下了地狱，人们给她的惩罚有多重，给叶莲子给禅月的伤害就有多深。一辈子没让人戳过脊梁骨的叶莲子，为了吴为让人戳了脊梁骨。
叶莲子也无从知道，党小组已经全体通过，只等上级组织审批，眼看就要成为共产党员的她，突然被拒之门外的真正理由。
零雨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叶莲子…：夜之间，从顶替某个教师、只能领半工资、随时可能被解聘的“黑人”，变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此不再流落天涯。
将那另一半工资据为已有的朱校长，不知何处去了；李老师也再不敢将她对学生讲的“土豆是茄科植物”当做笑柄；“二校长”马文忠，不但不敢再找这个教师中最穷的叶莲子借钱不还，还于零雨村解放的第二天，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两年后马文忠回到学校，向全体师生作了题为《英雄平叛四川残匪》的报告。那时候叶莲子还没离开零雨村，回想当年马文忠“借”钱的往事，只能是一片迷茫。
叶莲子的脸上，终于有了那种真正可以叫做笑的玩意儿。既不是顾秋水赏给她的，也不是为求一口饭吃强做出来的，而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
她在那位女军代表身上，看到了如她一样无依无靠的穷人的希望；认定那宽大的灰军装，就是她的护翼，以至每每看到那种宽大的灰军装，就想跑过去抓住它，放在脸上贴一贴。
特别是吴为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军代表马上和医院联系，让吴为住进医院，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直到治愈出院，叶莲子也没有为一分钱操过心。她老是说：“要是不解放，吴为早就没命啦！”叶莲子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也以叶家翻身的事实教育着吴为。在她退休前的几十年里，孜孜不她拼却全力奔向那个目标。二十世纪中期，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必得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奋斗，说是脱几层皮也未尝不可。不像二十一世纪，就是有的拥有个人资产在脱了几层皮的追求奋斗之后，叶莲子确实接近了她的目标，但在最后的冲刺中被拦在界外，将叶莲子几十年追求毁于一旦的人，正是她亲爱的女儿吴为。她那几层皮是白脱了！
那一夜大雨滂沱，因为幽会吴为很晚才回到家。小学校的大门紧闭，她进不了门、回不了家，本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更不好麻烦吵醒校工开门，只能翻墙而过。
不知道是不是她疑心生暗鬼，那校工再见到她，眼神就暧昧起来。事发之后，法院到叶莲子供事的小学校外调，校工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叶莲子加入共产党的事从此搁浅。
早知如此，不如大学毕业时就与班级党支部书记进行“等价交换”，不就是上床？以后各奔东西，谁也见不到谁。耶就可以留在北京，不必在黄牙或口臭之间非此即彼，让地左右不是，无以筹吴为也不得不那样想，如果缄口不言，独自承受这份罪恶的折磨，虽然卑劣，却不能不说是另一比起她的坦诚带给母亲和女儿的苦难，缄口不言的卑劣、胆怯、自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她承担的毕竟是她个人的、良心的审判，而不是三代人的全军覆灭。
4
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即便经过了法律程序，他们的日子还是可以凑合下如果许多事物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像吴为与韩木林这样的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顺便也挖掘出韩木林喜欢赶热闹的潜能。结果是韩木林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目，“革命”、“进步”这样的字眼竟与他有了关联，真让他受宠若惊。这副重担激励着他，进步、进步、再拿什么作为与革命的见面礼？先砸了家里磨砂玻璃的花瓶再说。但磨砂玻璃花瓶怎能对得住革命的垂顾？看看周围的革命行动，只好背弃“原谅一切，既往不咎”的约定，到吴为单位贴了她的大字报，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英雄王成那样“向我开炮”。
开炮之后，只好划清界限。
吴为和韩木林分居已久。分居后，韩木林与吴为展开了争夺禅月的拉锯战。韩木林最后将禅冬天，很冷。叶莲子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炉边，自韩木林把禅月劫走之后，她就这么坐着，不腌咸菜，不收拾屋子，不买菜，不做鞋子，不缝衣……要不是怕吴为饿着，恐怕连饭也不做。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放对了也揉不开，馒头上老是点散着一块块黄褐色的碱块，焖米饭自然也是夹叶莲子的眼睛盯着炉子，屈伸着她那些纤细可是粗糙的手指，又在默数禅月被带走多少日子。
这时，她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什么的，只剩下一脸的皱纹。
如果那时有人问吴为：母亲是什么？她一定回答说：母亲就是一脸的皱纹。吴为试图在脑子里描绘叶莲子的脸，怎么画都是那一脸的皱纹，其他部位全都画不出来。有时顶多画出她那双细长的眉，也是被烦心事折成了几道弯，而不是风平浪静的样子。
吴为像是蛮有城府地说：“妈，咱们不能显出着急的样子，那样韩木林就更用这个法子整咱们了。”
那时吴为成长了不少，以后她还将继续成长。在韩木林将禅月劫持之后，她立刻到托儿所，将掸月的卢口迁至她的名下，并将户口本藏匿到抄家行家也无法抄出的地方，以为这就可以将禅月留住，岂不知法律不会让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得逞。“对，不应该显出着急的样子。”叶莲子伸直用来默数的手指，让它们平躺在膝头，却把计算放进了心里，到现在为止，掸月走了一个月零三天。
这时门嗵的一声开了。那个让她们想念得难以自处的小人儿，自己走了进来，那个死了的屋子眼看着就活了过来。“韩木林送你回来的吗？”“我自己。”禅月那个“我自己”还说得不大清楚，听起来是“我几几”。
“你怎么回来的？”
“走走。”禅月不会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只能走。
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帽子在头上戴着，口罩、手套、大衣，一样不少、一样没落，全副武装地回来了。
大衣放在箱子上。很高，禅月够不着。可是有一只大声袖子垂了下来，只要拉着这只袖子，大衣就会掉下来。帽子、围巾在什么地方？在床上。口罩、手套在什么地方？在大衣口袋里，禅月记得很清楚。
现在床上堆了很多大衣、帽子、围巾，她得从那堆衣物下把她的帽子围巾掏出来。禅月爬上床，把脑袋扎进那堆衣物，那些衣物很沉，拱起来非常吃力、她像只在雪地里刨食的小松鼠，吃力地刨着，累得呼哧呼哧鼻涕直流。总算抓住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拉了一拉，是她的围巾，不是帽子，又继续往那堆衣物里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