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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
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
么能捅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
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
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
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
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
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
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留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
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随时就去找陈教授咨询。
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
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
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
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
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
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
俩坐一会。”
我做出什么异样感觉也没有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她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
膝前坐下。我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想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服，上身
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想结婚的唐棣决定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了。
虽然我们常常与她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
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
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
这次妈却没有显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
你要吃得好一点。”
她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
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
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她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风雅。“吃”在我们的一生中，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她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
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也许是穷
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
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
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净跟她不满意的男
人恋爱、结婚；再就是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
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
一号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她去世后胡容对我说，她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
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
置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到
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
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好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
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
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
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呛呛起来。
一呛呛，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
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
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她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她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她没有做过解释，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
夜想念，甚至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
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却又时
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她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
就是把自己的命舍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她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
能增加我的精神的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
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上的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上的
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
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后几年她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
的忧虑。
她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
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
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
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
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
（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
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
础，有了住房，我身体又没什么病，看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
上这些问题我都挂念，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
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
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
…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完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九0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这：“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
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
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
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
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生活的担子够她呛的，我不能帮她
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
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
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
花她的钱大多了……”
正像她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
“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
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她不“提醒”，不等于她想象中的，悬在我头上的那把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
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
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她的心撕成了两瓣。
她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
“参政”左右在我的身旁。
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她又没头没脑地冒
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她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
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地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她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
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