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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
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
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
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
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
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
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
发上去。
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
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
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
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
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
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
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
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
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
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
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
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
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
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
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
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
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
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
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
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
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
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
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
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
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
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
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
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
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
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
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
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
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
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
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
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
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
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
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
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
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
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
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
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
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
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
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
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
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
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
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
相反的证明。
她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
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她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
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
结婚呢？”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
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
祝一下。”
我想她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她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
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的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她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我也奇怪，这些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
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
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