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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这么快就被抛弃了。他在信中说他去广州看他的〃女朋友〃去了，顺便在那儿过年。我像一块脏手帕一样地被一只厌恶的手甩到了空中（那个JB竟然还在信里希望我“好好学习”）。我的愤怒无法遏止。我被彻底击垮了。我并不爱他，甚至一度想断掉和他的关系，我们在一起也总是让我感到矛盾和不快乐，但我不能没有他。他已经固执地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能失去他而一个人生活。他这么未经和我商量而只留下一封信离开我去广州找另一个女人，我被他抛在了北京，我受不了。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立刻笼罩了我。我开始天天哭，做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信上还说，我上次借给他的那些CD他放在房东那儿，让我星期六、日去拿。从日期上推算，他现在已经在广州了。
星期六我去他那儿拿CD。要不是这CD是我借一个朋友的，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抛头露面这一回。我敲响他的房东的门，那个小老太太开了门，递给我一个白色塑料袋，她的脸上带着不露声色的意味，她肯定已经知道了李抛下我去广州找他的女朋友了。她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她一定暗中嘲笑我吧，我果然没有逃过她的猜测，李怎么会爱上我呢？他又怎么会在乎我呢？我屈辱地拿了塑料袋，道了谢，走出门。
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如此年轻，内心是空虚的，这是漫长的冬天，这是阴冷的冬天，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我坐在窗口，看着你枯萎，我没有希望，内心是潮湿的，我在等待你的到来，我在等待你抓住我，我在等待你的到来，内心是潮湿的，我没有希望，如此年轻。
在学校我也是总无精打采，计算机考试接二连三地不及格。班主任对我越来越不满意。我无力解释什么。
我又把果冻给叫了出来。他总在我心情不好时听我诉说苦闷和彷徨。他说我是个有问题的小女孩，一个因为太敏感和自卑而心疼受伤的人。我们去了北大。银杏树落叶洒满地，黄黄的一层，风吹着很美丽。多么幸福。我们沿着未名湖散步。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湖水是多么美，湖光塔影里生活的人们是多少幸福。果冻突然说：“前面有几个人在钓鱼。”真的吗？刚才我还看见这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为人工湖，禁止钓鱼游泳。”但我刚说到这，就停住了，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前面有几个人蹲在那儿钓鱼。有一个人还刚钓上一条小鱼，正在那儿乐。一瞬间，我只觉得湖光塔影已经褪了色。果冻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我太偏激了。我离开他，向前走去。
我们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用很“壮烈”的口气告诉他我和李分手了。
“分手？你们从来就没有好过，怎么谈得上分手？”他不屑地说。他说我一直不能看清自己的地位。我在李心里没地位。
我目瞪口呆。原来我和李根本没有在一起过，根本没有分手的资格。那我以前的痛苦忧郁又是从哪里来的？天哪，我是傻到家了。我一言不发，摇摇头。
然后我们谈到死亡的话题。果冻说多希望能有人给他一枪啊！他说跳楼很疼，所以就彻底打消了我如果自杀就跳楼的念头。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能又不疼又体面的死。这真是一个艰巨的问题，始终没有好的答案。又谈到了蓝草。他说你至今还提他，是否对他还有感情？这是当然的！我说，不会再有人让我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了！又偏偏不是爱情！果冻又不明白了，友情可能那么强烈吗？当然可能！而且在我身上体现得绝对可能！
“也许我还记得他的电话，6421××××，但不知道对不对，也许一会儿在北大校外我会打一个试试看……”
我刚说到这里，果冻就把手机拿了出来，说“现在打吧！”我愣了一下，骑虎难下了！打一个试试吧。居然通了。他爸爸说××不在家，上学去了。我这才放下心来。刚放下电话，就感觉很奇怪：似乎蓝草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童话了，我居然还记得他的名字，还记得他的电话！就像一下子回到一千八百年之前一样，传奇。但我仍不想以后再给他打电话，和初三那会儿比起来，现在的我仍然无法在嘴舌上与其抗衡。
第一章 千山鸟飞绝生逢其时
果冻说他和他的妈妈住在一起。
他的房间里很引人注目地放着一台电脑（在当时的确很引人注目）。床很低，他说如果床很高他会有高原反应。屋子里有许多图片，其中有两张放大了的，一张是他二十四岁时照的，还有一张是他妹妹十九岁时照的。书架上有顾城、北岛、西川的诗集以及让我眼红的许多书。
下午时我去找果冻。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也在。那个人又矮又小，还很黑，果冻说他叫王同志。我们站在果冻家院的门口聊天，一个推自行车的男的走近王同志，悄悄地问：“有白的吗？”王同志没明白，“什么呀？”“粉儿啊！”“没有……”差点把王同志吓个半死。果然那男的刚走不久，一对警察就走过来了。“哇噻，不会吧，我看起来像抽粉儿的？我太倒霉了！”我和果冻只是冲他乐。
回到屋子里，王同志突然对“朋克”一词起了疑问，说他们太虚伪，太自以为是……口气半真半假，他说“小朋（克）啊……”我和果冻都被他气笑了。后来他干脆管我叫“小朋”（小朋友）了。他说了很多大道理，我很生气了，说：“现在我不和你讲话了，我从不和合不来的人讲话。”他俩就笑。一会儿有一个女孩给果冻打电话约他去天安门，果冻推脱不过，说：“我这儿还有两朋友，今天实在对不起……”放下电话，王同志问谁打的。“北影的一个女孩。”他说，“干脆咱们一会儿去天安门吧。”
后来我们果然去了天安门。人很多，王同志愤世嫉俗地说这帮傻B干嘛不呆在家里。又故意气我，我说什么他就反着说什么，比如我说以后要买一部手机，他就说：“小朋啊，……我们搞朋克的可不能这样……有呼机就不错了。”结果一路狂笑。王同志和我一样，容易迷路，把我们带着走错了两次。后来我们来到一家酒吧，他们喝酒，我喝橙汁。我不知道我们那天在酒吧呆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不让他们告诉我时间。我不想想到还要回家。他们唱卡拉OK，我没有唱。果冻问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就以后再唱吧。
“什么时候？”他追问。
“以后吧。”我说。
王同志唱歌总是慢半拍。果冻唱《花房姑娘》低了八度。他们喝了好长时间的酒。离开时绝对已是凌晨两点以后了。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外面的风很冷，忘了果冻什么时候惹我生气了，因为他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一段时间我不理他，暗自伤心。他可能感觉到了。出租车奔驰在茫然的大道上。我害怕他再问我一遍同样的问题。夜像风一样吹进心里。又有一种绝对的……不安感。我将头伏在他的肩上，抱着他的胳膊，我的手很冷。思维呈跳跃性。我说：“有些话我不想说。不，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安慰地说：“那就不要说了。”终于，车停了。那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我恐惧在凌晨回到家，我的父母会杀了我的。果冻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搂着我的肩，说了一句话：“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走了几步，我停了下来，说：“看天，有一颗星。”“那儿还有一颗。”果冻指着天空说。真是画面一般，小区静静的，静静的。我们像真正的兄妹一样，慢慢地走着。
上了楼，他给我端来一盆温水，说：“洗脸吧！”一会儿他把水端出去，又端进一盆来，说：“洗脚吧！”他把他的床让给了我，自己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看了很长时间的书。我走出去，看到他已睡在了大屋的床上。被子有一半垂在床下。我轻轻地把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睁开眼睛：“这么快就醒了？”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我说从你家的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胡同，这让我想起一支我采访的第一支乐队。我想他们。
那时我十四岁，刚刚喜欢上摇滚乐。他们也都才十七八。
那会儿是冬天，乐队的两个吉他手在车站接我的，在他们的那间阴湿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地下摇滚生活。也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地下摇滚音乐。我有些发疯般地爱上了那种清贫、悠闲还有一点点浪漫的气氛。我也很喜欢乐队的主音吉它手，每次采访结束后，都恋恋不舍地离去。
也许是因为我的笨拙沉默抑或是他们的年少轻狂，我们很快起了争执。缘自一次黄昏我非要节奏吉它手送我到地铁站。“每次你都这样。你太不独立了。”那人轻声嘟囔了一句。“那你别送我了。”我真有点怕了。可他却坚持送我去地铁站，在路上他说了许多幼稚真诚的话，把我和别的记者反复对比。终于他说完了，我逃一般飞快跑了。于是从此以后再也没去见他们。
“后来呢？”果冻问。
没后来了。除非时光倒流，一直流回到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那时的自己：短头发，穿着蓝色校服，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地铁去做采访。
午饭是果冻的妈妈给我们做的。果冻的妈妈很善良，她一再让我多吃点儿，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她做的饭很辣。我想起果冻说过他们的老家四川。我们吃得很饱，回到屋子里，果冻送给我《红星I》，因为里面有许巍的《两天》。我们吃完饭，听许巍和胡嘛个的歌。“天哪，我们怎么了？天哪！我们在他们眼里到底怎么了？”听到那土里土气的歌声，我们都笑了。然后是许巍。我垂下头发，绝望像水一样浸向我。我怕回家。我真不知道我妈会怎么看我。十点时，我告辞了，我得去一个学琴的学校。果冻很真诚地说〃能不能下午再去？吃了午饭？〃我知道他的诚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他送我到我放自行车的地方，反复告诉我怎么走。
到“宏和”音乐学校时，黄亚正坐在楼顶练琴，我坐下，他说你弹一个试试。我弹了一段，很生疏，他问：“你练了吗？”我说：“练了。”但事实上我还没他弹的一半好。他教我应该怎么弹。我下决心回家好好练，别这么丢脸。好笑的是黄亚在弹《About a girl》时将和弦记错了，一个男孩告诉了他，他的脸红了。他说，操，回家好好练，真他妈的露怯。我发现这是他的口头语。我问他老家在哪儿？“福建。”他说。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们聊天也挺好玩的。他说他晚上一练琴人家就说吵。“那你别理他们不得了吗？”我说。“不理不行啊，”他苦笑，“那是我爸，我哥和我弟，不理他们我就死定了。”他说他爸是来北京做生意的，他准备和他弟弟组一支摇滚乐队，现在正在努力把他弟弟拖下水。
下午时我们饿得要命，去买面包。我拿出钱，说买两个汉堡。他说：“操，多没面子，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