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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反对实用主义的那一方，就是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他们对问题的提法依然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说他们要证实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是说从认识论、本体论这个角度来证实，而是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实用主义；中国需要的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政治实用主义，而不是技术实用主义。技术实用主义靠后，政治实用主义首当其冲，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一切才谈得上。当然你真的要提实用主义的话，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了；你要讲问题和主义，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本身是哲学探讨的话题，它本身也是问题之一。但是我们的争论，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不讨论这些问题，它恰好不讨论实用主义的问题。实用主义是什么？拿来主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探讨。他们不是学理上的探讨，而是策略上的探讨：我们现在需要哪一个？就是在这方面死争。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停留在介绍的方面，而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精细的咀嚼。所以“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对迷信和愚昧、建立科学和民主等这样一些口号，都是在理论上极不彻底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提出来的。其他的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也是这样的。这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好，我们下面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这就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当然跟中国革命实践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占了上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优势。那么在这里，与具体的实践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被看作一种方法论了，跟我们“法宝”意识可以最直接地结合在一起。那么由于唯物辩证法，我们在哲学领域里面的研究就有了一个标准，所以在当时研究哲学的很多。比如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里面就贯彻了这样一种标准。比如说，李石岑、郭大力等人，他们在考察希腊哲学的时候，就对希腊哲学的三大哲学家进行批判、加以贬低。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大哲学家，在他们看来都是属于唯心主义的。那么抬高的呢是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和德谟克利特这些反唯心主义的。普罗泰戈拉是诡辩学派、智者学派，在他们看来是属于怀疑论的，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都是属于唯物论的。所以这里头已经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这样一个意思在里头了，当然还没有后来那么明确。但是对希腊哲学原著加以客观认真地解读的很少，只有严群在那里搞一些认真地解读，而且被人们所批判。他解读那些东西，人们都嘲笑他，认为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的。这种急功近利的习惯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里面一直保存下来，我们总是不愿意去完整地、历史地领会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精神，而是喜欢在一大堆哲学家里面挑挑拣拣，美之名日“去粗取精”。去粗取精，西方哲学几千年，我们能取出来的有几个算精华的呢？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这些唯物主义者算精华了，其他的算糟粕，其他多数人都算糟粕。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在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还是同样一种思维模式的表现。
康德、黑格尔两者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有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以前我们对康德批得太狠了，被黑格尔统得太死了，一讲就是黑格尔。因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列宁批康德的唯心主义二元论最厉害。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黑格尔，其实这个提法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提这个问题本身是有它的思想解放的作用的。但是思维模式还是一样的，就是西方那么多哲学家我们选哪一个？我们立足于自己的标准、立足于我们目前的实际问题我们选哪一个？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到中国以后，人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适合于中国的，于是以此为标准来取舍历史上的哲学家。由于对唯物辩证法的关注，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也形成了一个热点，在20世纪30年代，比如说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当时有张颐、贺麟、朱谦之、郭本道等人，他们做了一些理论工作。尤其是贺先生，他为了弄通黑格尔，预先学习了斯宾诺莎、康德，尤其是斯宾诺莎，贺先生是斯宾诺莎专家，而且也是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斯宾诺莎专家。这个在中国学术界里面也是很罕见的，为了一个哲学家，对另一个哲学家的研究达到如此高度，是很罕见的。但是呢，也仅此而已，他为了研究黑格尔仅仅去研究了斯宾诺莎，其他的人他没管，他也是从中间挑挑拣拣的。所以他的学术活动最初的目的还是在于经世致用，当然不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提供论证。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贺麟先生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他研究黑格尔，他也是认为黑格尔对中国很有用。因为黑格尔跟理学、跟朱熹的思想很接近，他认为我们可以用黑格尔来宣扬朱熹的思想，而且比朱熹更先进。朱熹当然很粗糙了，黑格尔讲得很细致，应该来说比朱熹更有用。朱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比朱熹更有用的黑格尔哲学，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它，贺麟先生当时是这个思想。也可以说，那一代中国学者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在这样一种经世致用的政治实用主义之上的，几乎都是这样。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看，理论上最大的代表，当然除了瞿秋白以外，瞿秋白的理论主要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研究的呢还是李达，李达的代表作，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大纲》。这部著作呢，虽然也受到了前苏联的影响，但是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当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发表，l932年嘛，刚刚问世，刚刚发表出来。那么李达就以这个手稿为依据，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归结为实践的作用。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实践唯物论”的这样一个归结点，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践唯物论，这个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把这个东西确立起来，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问之内还受到冲击。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提出质疑，马克思是不是能够归结为实践唯物论？我们刘纲纪先生还因此受到批评，当然刘先生还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就坚持实践唯物论。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很有这样一种怀疑。但是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马克思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也还是有差距，就是李达所讲的实践唯物论跟马克思在手稿里面所讲的实践唯物论还不一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抽象的唯物主义。
但是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呢，他把它归结为人的感性活动～一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样的唯物主义。“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的变成了理论家”，是这样一种实践唯物主义。那么李达的这个实践唯物主义呢，是这样表述的：“人类的认识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起直到思维的统一的认识过程”，所以感觉是认识的源泉，“这是认识论的第一前提”；另一方面，外物又是感觉的源泉，“这是认识论的第二前提”。感觉是认识的源泉，外物又是感觉的源泉，这是很朴素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很朴素的，还是一种反映论，其实并不是实践论，他提出的实践论还是一种反映论的唯物主义。所以他为人类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有几个这样的环节：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一一实践，是这样一个循环。从实践开始，然后进入到直接的具体，那就是感性了；再进入到抽象思维，那就是理性了；再进入到媒介的具体，把通过感性和理性所获得的一种认识当作一种手段、一种技术来改变世界，最后回归到实践——技术性的实践。所以李达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论”，我把它称为“一头一尾的实践论”。开始的时候要实践，然后在认识过程中问不谈实践，然后谈完了以后又谈实践，把认识“运用于，，实践。这是一头一尾的实践论。认识被放在实践过程之外作为认识的基础和检验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头一尾的。而认识过程本身呢还是反映论。实践在这里被抽象化了，变成一种操作、实行，变成中国哲学所讲的一种“行”，知和行的关系中的“行”，是一种操作，它的作用在于成功，最后要用实践是否成功来检验。实践的作用仅仅是成功，并不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展开。实践所包含的感性的丰富性，以及人们的感觉的形成过程，在他这里面被忽视了。人的感觉怎么形成的，就是由外物引起感觉，那和动物的感觉有什么区别呢？外物刺激人的感官，人就有了感觉，那不是动物的感觉么？但是马克思讲人的感觉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有最美的音乐，没有音乐的耳朵，你也欣赏不了。你要欣赏最美的音乐，有音乐的感觉，你就要通过文化和历史。这个在李达这里呢，是处在他的视野之外。马克思讲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是由于存在着人的对象、自然界才形成起来、发展起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工作”。这是马克思对感觉的一种理解，但是这个在李达那里呢就没有这一说。
由此就产生了对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者关系的一种误解。我们通常教科书上写的辩证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