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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涌进来，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题。人们劝我回家，让我以后不要来了，有这么多人坚持不少我一个，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我。我不是为了钱。我愿和大家在一起。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还能见到阳光呢，那该有多好。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没多穿衣服，甚至要求关上天窗，让我伤心。她们平时怎么说的，老抱怨抽烟的人多，呛人，现在问题解了又抱怨冷。人们批评我，说我多事，有人甚至说：慢，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听上去不怀好意，我听得出来。我真的去关了，不是赌气，我觉得人们说的也有道理，窗子不能老开着，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这事我想就由我负责吧。我还有一个私心，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事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由于冷风，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有了食欲。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
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我不知是否能够消化，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我编文艺副刊，像过去一样审读来稿，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提出意见，将稿子退回，告知报纸已停刊，何时复刊再行通知。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的可能，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还在做复刊的努力。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我愿意相信，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信心。
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是个好消息。
或者也是坏消息。真的要离开了。
消息传出，地下室走廓排起了长队，平时不来的人都来了，以至自打停刊就消失不见的人也来领钱了。本以为他们找到了工作，结果没有。谁也没怪他们没为善后费做贡献，有抱怨也埋在心里。阔别的人照例面子上敬一支烟抽，说到各种情况摇头叹息，明天大家就要彻底各奔东西了。没什么人聊天，都默默的等着，抽烟的人多，平时不抽烟的人也点上一支，吞云吐雾。女同志就有些受不了，大声咳嗽，乃至变了声，实在忍不住就嚷起来：
“你们别抽了行不行，少抽点，还让不让人活了！”
干咳，沉默，没人应声，烟照抽不误，烟头明明灭灭，没人掐掉。个别人在角落沉溺地交谈，声音很小，但十分专注，根本没听到女同志的叫嚷、嘤嘤的啜泣。不能只有哭泣，在哭泣中或许需要某种无动于衷，需要有人专注交谈，否则也许会引起更多哭泣。交谈的人是两个过去报社的风云人物，消失很久了，以至有传言他们去了海外。他们今天到场让人奇怪，原来也看重这笔钱，好像他们原来不需要似的。他们没做一点争取工作，有钱了才现身，现了身又与众不同地沉浸在自己神秘的话题之中。工作对他们大概是小事一桩，他们具有某种职业性质，不属于云云众生，柴米油盐。人们不需要他们，又需要他们，说不清。他们高深莫测，一支接一支吸烟，时高时低抑扬铿锵的声音让无言的人的确感到某种力量，甚至某种安慰。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拿到钱的人无声地离去。每人两百块钱，两百块钱能干什么呢？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只是今天交换的信息让人绝望，奔波了一段时间的人回答大体相同：现在所有单位都人事冻结，不进人，免谈。没什么说的，只能是吸烟。幸亏我打开了通风窗，不然地下室会像失火了一样。女同志这时真正显出了无助，有人怀着身孕，抗议吸烟，但是无效。剧烈的咳嗽声中仍有人在打火，互敬互让，像充耳不闻。
轮到我了，我向后面的女同志谦让了一下，我没听清谁怀了孕，所以都可能怀孕了，但是后面的女同志一把把我推了进去，好像我更应该照顾。这是一间临时准备的财务室，有两房那么高，实际上是打通了两层地下室一个特大房间，上面管道纵横，又高又旷，四壁皆白，天顶玻璃窗已达上面地面，甚至高出地面。这间房我从没进去过，因为一直上着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在门口已适应了一会光线，但进到里面还是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天窗射进的一道阳光，就在我头顶上，一直打在对面墙上，能看见光线中里密度很大的浮尘，如同走进实验室一般。尽管我像走在月球上，但仍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甚至听到某种回音。高旷的房子中间有一小撮人，一张临时的桌子，不是报社的财务人员，都穿着蓝大卦，面无表情。有回音地提问。回答。确认。签字。领到信封，离开。我又转了回来，我问：大楼饭票可以退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得到上面行政处，现在不行。我又听到了自己的清楚的脚步声，中间又停了一下，声音立刻消失，好像试音一样。我看见墙角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工作，阳光刚好落在它身上，能看见一种奇异的光纤，它飞快地吐了一道丝，滑向另一端，像空中飞人一样，以致我觉得自己也被扯动了，几乎飘着离开了房间。
因为感觉还在蛛网上飞行，就没同任何同事道别，也没回办公室，直接飘着到了楼梯口。我想家。现在只有家。楼梯黑洞洞的，灯泡早坏了没人给按上，上面有水滴落，我不躲不避，没有感觉。某个瞬间，我的身体不明原因倒下，一点也不突然，好像很慢很慢地倒下。事实当然可能并非如此，只是我记得当时心智有些不清，并且还在想着空中飞人，因此觉得一点不突然，也没觉得疼。我在楼梯上小睡了一会，非常安静，也不知睡多长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如果我不是特别安静，像灰尘一样，我想我不可能拌到后面的人。是的，我被一脚踢醒，立刻站了起来，站得稳稳的。是个女同事，吓得尖声大叫，我说我是慢，慢，女同事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上楼，她是那会的哭泣者之，我想可能怀孕的就是她，她怎能那么跑呢？连孩子也不顾？我不信仰宗教，没有上帝，所以只能呆立一会，然后慢慢爬楼，不由自主就用上了手。挨到了上面，大厅人多了，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手了，这会很难为情，而且怎么也得有点尊严。我勉力穿过大厅，本想一直昂首挺胸步下大楼台阶，结果很不如意，还是使用了手。
《沉默之门》第一部分：长街长街（4）
我或者慢那一年置身在冬天的风中，人有点残疾，不过骑在自行车上倒是看不大出来。那时虽然已是十二月，但空气中仍残存着某种刺鼻的味道，有地方在烧干树叶，隐约还能闻到一股胶皮或机油味儿，履带的痕迹依然明显，油污也尚未除净，让人想到一些死去的灵魂。我和慢去万寿路，我们沿长安街一直向西，那时树上还挂着稀落的干树叶，不时飘落一些，自行车轧过发出又干又脆的声音。那一年我的自行车四处奔波，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只是我的关系少而又少，大学同学倒是有一些，能记起的人实在有限，而更多人已把我忘记。
我不能怪他们，我上大学没有要好的朋友，我只能向他们好报出名字：“我是李慢”。
我的名字通常比我本人给人印象深刻，一说人们就想起来，好像想起的不是一个人而一种事物。老同学对我还算热情，答应一有消息就告我，只是之后差不多都没什么下文。那时还没有职介所，报上招聘启事一时全消失了，只能靠老同学。
到了万寿路，拐入一条斜街开始陌生起来。我下了车，掏出老同学朋友的朋友写给我的条子，那位友人同情我的处境，心也挺细，怕我找不到地方，给我画了草图。收起条子，继续向北，向西，又看了一次条子，向北。路已有点荒，看见了城市的河流，眼看快要进庄稼地了，终于看见路边一个红砖围成的院子，按图索骥应该就是这里。院子很大，四周空旷，墙头插着碎玻璃片，玉米秸在上面飞扬。院门破落，看到了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的方形铜牌，另一边是汽车修理厂的白牌。没有传达室，也没见到一个修理工，院子里倒是横陈着一辆汽车残骸，上面落满灰尘，好像很有年头了。一排平房，一座二层简易楼，简易楼是平房上的加层，看上去摇摇欲坠。我进到了楼内，马上又出来了，里面空空如野，什么也没有。只能上二楼了。最初朋友介绍地点时提到汽车修理厂，我就奇怪那么大一个社会调查所怎么会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后来才明白是一家民办机构，那时的民办机构好像可以乱叫，叫中国XXX或中华XXX的比比皆是，听上去非常响亮，越是民办越打着国家的响亮牌子。
简易楼楼梯外置，陡峭，摇摇晃晃颤颤悠悠，梯铁的声音让我心惊。我的腿还没好利落，很不适合上这样铁索桥似的楼梯，几乎忍不住又要用手。提心吊胆，总算进入简易活动板房。里面还不错，一种蓝色调子让我眼睛一亮，与外面大车店的环境完全不同。房间明亮，分隔成不同区域，板墙发出现代办公环境的芳香，办公桌清一色的灰，富于质感，线条明快，接待室墙上贴有“文明、祥和、敬业”几个大字，下面是蓝色小字。我找的是所长，同学朋友的朋友差不多为我打了保票，所长是他的哥们，尽管如此，蓝色环境还是把我吓住了，不知道能不能成。
《沉默之门》第一部分：长街长街（5）
所长坐在大办公台后面，人太小了，西服裹着短小的身体，老板椅升得很高，让人想到幼儿园；所长一只眼呈暗红色，有点斜视，显然是很陈旧的沙眼，以致整个眼白都给浸红了。显然注意到我诚实的表情，不耐烦地问我：
“什么事？”
我递上条子。
所长看了一会，似乎仍在生我的气，没显出一点热情。
“有简历吗？”
我赶快呈上。所长看简历，我看着所长，没有想笑的感觉，如果我心情好的话就很难说。所长是否像日本人我说不上来，样子有点挺拨，如果椅子合适，不坐那么高，事实上挺有威严的。
“你有什么想法？”所长问我。
我不太明白所长的意思，再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谈到了简历上没写的诗歌写作经历。我注意到所长眼睛亮了一下，我以为找到知音，详细介绍了自己诗的特点。所长肯定有诗歌经历，一种思索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后来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我只好停下来。
通了。但是显然没人接。所长又拿起条子，问我同介绍人什么关系。
我说了实话，同学朋友的朋友。
我这里是一个商业调查机构，我需要人，但不需要写文章的人，更不需要诗人，所长斜视着我，显然顾到了朋友的面子，我这么说不是拒绝你，你可以先留下来，但你得知道我这儿的工作性质，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有想法的人，带着项目来或者有特别的关系背景。我这儿不是国营单位，没有工资，得靠你的项目挣。如果你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合作，我提供平台，一切合法手续，工作证，介绍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