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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编者写信抗议。
我的“兵学生涯”，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读了那么多兵书，看的时候劲头倒是不小，但却基本上似懂非懂，甚至越读越糊涂，让我最后知难而返的，恰是被称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因为研究解释它的人太多了，大家持久地起哄，一窝蜂地弄出来那么多相关的书，我明白的地方，大家都明白，我不明白的地方，大家都不明白，而且越说越不明白，无奈之下，我只好挂白旗放弃了。
早就知道李零研究《孙子》，也知道他在北大开这个课，甚至知道前一段他一直在整理有关孙子兵法的讲稿，预备出版，但却没有翘首或者踮着脚盼过。原因很简单，一个经常见面的好朋友，不断出东西，就是有分量，多了，你也就麻木了。麻木归麻木，真的书出来了，而且到了手里，总免不了要翻翻，何况所研究的东西，还是你曾经热恋过的旧情人。可是这一翻，就放不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世界上这么多研究或者号称研究《孙子》的书，从枪战打到商战、政战和情战，只有这本，让你真切地感觉到了两个字：明白。
人类历史就是相斫史，打个没完，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只是中国人喜欢弄文字（四大发明，两个跟字有关），好琢磨，记录下来的东西多，关于战争的学问特发达，四大实学，兵学为首。李零告诉我们，兵学其实也不是兵家的专利，老子、孔子、墨子和荀子，也都谈兵，在某些人看来，老子甚至就是兵书，诸子谈兵的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但痕迹还在，说别的事情，一不留神，就扯到战争上。反过来，作为兵学的著作，《孙子》中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谋略部分（李零将归为“内篇”），当作人生的一般哲理，也相当高明。
战争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质上跟人类的谋衣谋食以及文化装饰并无不同，甚至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原始的初民状态，部落居民对不同物种下手叫做狩猎，对自己同类的抢劫叫做战争，其实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看原始的文化遗址，每个聚落都有深沟高垒，甚至城墙，防谁？恐怕主要是同类。从事农耕的民族如此，游牧民族或者游猎的民族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没法子像农民一样储粮备荒，一有灾害，非行劫掠不能活下去，如果摊上了大面积的灾害，那只好结起伙来南下找种地人的麻烦，于是有了从东到西，欧亚大陆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几千年的战争。
虽然跟农耕人比起来，游牧人没有什么兵书战卷留下来（估计当初人家就没多少心思去写），游牧人的仗却打得比农耕人好（正如李零所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写、也不读兵书的）。除了汉与唐两代的部分时段，在历史的多数时刻，农耕的汉人都是居于守势的，反反复复地修长城，修城墙，修村圩和寨墙，躲在墙后面探头探脑，还往往守不住。兵书出产越多的时代（比如宋代），仗就越是打不好。
游牧人会打仗是天生的？不，他们自己说是狼教的，或者干脆就说自己是狼变的，狼是自己的祖先。前一段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似乎延续的就是这种游牧人的理念。当然，尽管我们的自己史书和传说上言之凿凿地确信，来自北方的游牧人是狼的后代，今天的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农耕人对游牧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过，狼教的这个说法，倒是有些道理。据猎手们说，群居的狼最可怕，在草原上，没有什么动物敢跟群狼抗衡，而群狼围捕猎物，其战略战术，我们现在记载的东西它们基本都会，什么包抄，什么埋伏，什么佯攻，什么诱敌深入，什么擒贼擒王，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它们好像全都无师自通，可以像我们的英雄岳飞那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草原上，天天跟狼群进行羊群争夺战的游牧人，向自己的敌手学了点东西，应该很自然。严格说，在古代的草原上，游牧人和狼群，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处于均势，而且这个均势，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靠工具和兵器取得的。说到底，狼的兵法更高明。
严格说来，一切肉食者都有这样的本能，或者由本能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其中，也包括从事狩猎的人。只是群居而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狼，往往能更鲜明地把这种技术应用得比较到位，至于人，本来打猎的时候是可以运用这种本能的，但在文明的演进中，文化吞噬了本能，一度反倒堕入“礼”的讲究，像司马法提到的古兵法那样，把战争变成了贵族之间的决斗。以至于春秋时，鲁国的曹刿（李零考证过说是此人就是玩过劫持的曹沫）要感慨，肉食者鄙。要他挺身而出，回归打猎者的本能，玩点诈术，打败了齐国。这个时候的肉食者，吃的肉，已经主要来自驯化的动物，猪和羊，所以他们不行。
有兵法的农耕人打不过没兵法的游牧人，首先在于人的身体素质。食肉的和食草的，运动多的和运动少的，耐饥渴的和不耐饥渴的，有暴发力和没暴发力的，双方的比较，近乎专业运动员和普通人之比。虽然说，战士的军事素养，可以教成，可以养成，但身体基础很重要。孙武子的吴宫教战，一向为谈兵者传为美谈，但在后来吴楚之战中，却没有人用过这些“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战士，不仅仅是因为吴王舍不得美女（最漂亮的两个已经杀了），关键这些女人从身体素质上讲，不适合上前线作战。其次，战士的基本生活习惯很重要。蒋百里说，生活方式跟作战方式一致的民族，打仗就占优势，游牧人就有这样的优势，他们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做的，跟战时做的，没什么两样。冷兵器时代，打仗是肉身相搏，招招见血，胳膊粗力气大，再加上点勇气，自然占优势。素质差的，只有靠人多，十个打一个，才能顶事，问题是，战争的关键在于机动性，几乎没有人会像春秋之前那样，约好战场摆开了打，你要找我偏不见，你不找我偏来。兵多而弱的一方，往往只能靠兵器和工事来限制对方的机动，勉强维持均势。当汉人在兵器方面还有优势的时候，对付北方的游牧人还能打些胜仗，到了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之时，就基本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想出头，只能等到冷兵器时代结束，火器时代开始，靠新的技术和兵器的优势，再次占据上风。
所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兵法的运用，更多的是在汉人自己打自己的场合，我们历来列举的所谓的古代优秀战例，多半是内战的杰作。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完成杰作的人，其实并没有研读过兵法，顶多听人讲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李零多次提到的、打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漂亮仗、让外国人很是佩服的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提到上面的两本小说的地方，似乎并不比提到《孙子》的地方少。
眼下，虽然国内外的军事院校依然在开《孙子兵法》的课，但真正热爱《孙子》的人，已经变成了老板和部分的领导干部，估计在所谓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也差不多。我相信，尽管某些新儒家学者把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成是儒教奇迹，但其实《孙子》的影响，显然要比《论语》大得多，所有的儒商，其实都不过是兵商（兵家之商）。在商战和政战的需求拉动下，《孙子》掺和一点《三十六计》，居然被制成了快餐，谁需要了，急用现填，上块汉堡包就行。不过，现在的商战和政战，毕竟不全是在丛林里打的，最大的麻烦是跟敌手不得不共处，不好让人家从地球上消失，按弱肉强食的法子，咬在一起，好像也不行，很可能学狼不成，比猪还蠢（当年宋襄公墨守古兵法教条，毛泽东说他像蠢猪，现在迷《孙子》的人，其实陷入了新的教条）。《孙子》的哲理，其实更可靠些，可以从中悟出点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来。人比狼强的地方，是人可以接受哲理。
这一阵，李零正在整理他的一本关于《论语》的书，谈起来，他说，其实当年孔子特别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圣人，然而后来不仅“圣人”了，而且“至圣先师”，而且“大成”，而且“文宣皇帝”。其实，孙子（齐孙子）也差不多，生前没有人叫他圣人，死后也变成了“兵圣”，而且越到后来越吃香，连拿破仑、西点军校，都被国人拉来给他老人家抬轿子。孔夫子一旦变神，《论语》就成了祭坛上的冷猪头，中看不中吃，孙子也是一样。
眼下，传统又有点吃香了，国学也有人在提倡了，但真的要打算了解一点传统，一点传统的学问，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听那些“王道”的鼓噪，那些“大师”的讲道，回到文本，啃一点是一点。这个时候，李零的书，有用。
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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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未必能至，心向往之。”
————司马迁
目录
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魁阁归来
两种“上学记”
从侧面攻击大历史
历史如何触摸
巴金：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四十年的卢沟桥
时代的献祭
隐居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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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葛兆光《读书》2006年第6期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一九二一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