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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同时，适度规模设想已从原先八十年代流行的不太实际的理想，也是六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没有可能达到的规模，转化为完全可以实行的目标。这里的关键性因素还是上面说的农业和食物消费转型。众所周知，蔬菜和水果以及舍饲养殖在土地利用上都比一般种植业需要更高程度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换取成比例和更高的劳动报酬。今日一般的农户只散养一两头猪、十几只鸡。一个农户如果养殖十来只猪，其收入便会提高不少；如果养殖收入更高的菜牛、奶牛、肉鸡、蛋鸡等（见下面的讨论）则会提高更多。兼种蔬菜或水果，逻辑一样。我们如果用（比较保守的）二到三倍的劳动投入和报酬来理解，这就意味每一个从以粮为主的农场转化为种—养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农场将可以容纳两三倍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说八十年代以粮为主的适度规模在华北是三十亩，江南是二十亩，今日粮—菜和种—养兼重的农场其适度规模则是华北十到十五亩，江南七到十亩。
这样的规模是今日许多地方已经能够做到的。当前的人均耕地是2。4亩，劳均7。3亩。若以一家两个务农劳动力来计算（并不排除其他成员外出打工），亦即一家平均14。6亩，那么，今日很多地区已经完全能够达到这种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尤其是专业化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种植（专业蔬菜种植户每劳动力只需要两三亩地）。今后可以根据新型食物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演化而适当推广。
此外，从初级加工的肉—鱼和蔬菜产品转向更高比例的深加工的精品，应会带来更高的劳动容量和收入。中国今日的食品产业相对农产品产值的比例——0。3—0。4比1——仍然远远低于先进国家的2—3比1。在这方面，中国农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后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应该可以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容量提供多种可能。举例说，农业部从二○○三年以来已经致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料。据报道，一斤秸秆发酵菌剂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内发酵一吨成品生物饲料。另外，“分解剂”据称可以不经青贮发酵而把秸秆直接分解，不仅适用于牛羊等反刍动物，也可用于猪鸡等单胃畜禽。众所周知，传统的养殖方式——放牧食草的牛、羊，舍饲圈养吃粮的猪、禽——都面临严酷的资源限制，要么是过度放牧加快草地荒漠化，要么是耗粮牲畜导致粮食短缺。但秸秆养殖不同，它不是与人争粮而是节省粮食的饲养，可以相当程度地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牲畜量。据报道，用粮食养猪，一亩玉米仅够养一头猪，而通过分解秸秆的利用，一亩玉米足可喂饲五头猪。因此，相对只种玉米而言，可以提高三倍的收益。而这样的秸秆养殖，其发展空间可能是相当宽阔的，因为全国每年共产各类秸秆五亿吨左右，加上毛草等则达到七亿吨。（《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载www。shantang。com）
减少饲料制约，便可以在养殖业中扩大高收益养殖的比例。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调查，目前占主要地位的农户散养猪方式，是养殖业中每劳动日收益最低的。二○○三年，菜牛的每劳动日纯收益要比养猪高出将近四倍，蛋鸡则高出四点五倍，肉鸡六倍，奶牛七倍。对蛋鸡和奶牛来说，主要制约不在成本收益问题，而在于土地限制，因为两者耗粮较多（约十一至十五倍于养猪；菜牛和肉鸡耗粮则相对较少，分别是25％和79％）。减少蛋鸡和奶牛所用粮食，当能加大养殖业中高收入的菜牛、蛋鸡、肉鸡、奶牛等所占的比例，提高养殖户的劳动报酬。（《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263，322，328，340，358）
另外，有人建议，今日多用来放牧牛羊的草原，可以考虑转养禽类。一方面，让草原牲畜“南下”，利用粮食地区的大量秸秆来饲养（也可以同时提高农民的亩产收益）；另一方面，让今日粮食地区所养的禽类“北上”，在草原上养殖可以免去因过度喂饲导致的荒漠化（因为两只爪的鸡不仅不会危害草原，反而能控制草原虫害）。（蒋高明：《恢复草原新思路：畜南下、禽北上》，载www。env。people。com）
此外是新技术下的能源使用。众所周知，今日许多农村所用燃料仍然主要依赖秸秆和煤炭，但新时代的技术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据报道，八立方米的沼气池，用十头猪的粪便，可以制取足够四五口之家一年之需的生活用能（《四位一体生态日光温室的功能特点及应用问题》，载www。agri。ac。cn）。但是，一家一户单干可能有一定的技术和经济困难，说不定要全村联合搞大沼气池的方式才可持续。当然，推广如此使用沼气的前提条件是种—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的经营、能源模式主要关联耕作地带。此外，在宽阔的草原地带，新技术也带来其他的新的可能。举例说，甜高粱作为耐盐碱干旱的作物，适合于黄河以北的地带，而其所产秸秆要数倍于玉米。作为饲料，伴随草原经营模式从放牧更全面地改为舍饲圈养，可以供养更多牲畜（据称一亩甜高粱能养“三四头＇菜＇牛”），并防止目前因过度放牧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甜高粱也可以用来生产糖和酒精。更具潜力的是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质能源乙醇燃料。草原地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足足41％；这条道路如果可行，将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甜高粱》，载www。fao。org/ag/zh；《朱志刚：中国鼓励发展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载www。China5e。com）
上述的只是一些可能例子。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会发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其中生物技术的方法一般将会是环保型的生态农业，是绿色产品，是长期可持续的农业。伴随人们收入和科学知识的提高，这样的农业其需求和供应的发展空间应会是相当大的。
应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新时代农—牧模式很不同于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后者主要是放牧的、食草型的，得助于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不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三十年代，卜凯（John Lossing Buck）曾经论证，用种植粮食供养人口，以单位面积土地效率来计算，足足是放牧菜、奶牛所能供养的六到七倍。这也是中国高人口密度农业之所以长时期僵化于“单一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与西方传统的粮—畜并重模型很不一样。我这里提倡的绝非模仿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而是中国式的、小规模的、使用新时代的技术的模式。用粮食舍饲圈养牲畜本来就比放牧食草用地少得多，加上秸秆养殖和甜高粱等方法所可能起的作用，当更加如此。在这样的种—养结合模式之下，食物产品和消费的结构虽然类似于传统西方的粮—肉兼重模式，但是其经营规模、技术、逻辑都很不一样，符合今日中国的客观情况，也是后工业时代科技条件下的可行模式。
问题与措施
问题是今日的农业制度阻碍了这种结构的进一步演变。今日的农业相当程度上被困缚于口粮地制度，造成一种普遍过小和脱离市场的经营。按人分配的土地，仅用来种粮食，规模显然过小，也是今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主要原因。同时，今日的粮食大多是不经市场而由生产者直接消费的（二○○四年所产粮食中，足足有81％如此），也就是说，全种植业中有一半的产出是不经市场而直接消费的，完全没有可能通过市场而牟利（《中国统计年鉴》2005：461，474—475）。
于是，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保险去种植，把种地视作为失去城市工作之后的退路，因此导致普遍的不用心耕种。另一种类型是那些城市打工机会较多的农村，基本上是根据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来做出农业的生产抉择：譬如，因玉米劳动投入较低而选择耕种玉米，凭此达到接近于进城打工的每劳动日的收入，而放弃其他的经营可能。在这种种植模式之下，农业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活动，等于是打工的副业，自然不会很用心耕种，更不会积极创新经营。这是当前的“半工半耕”制度下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然，广大农村仍然有相当高比例的村庄缺乏乡村工业以及城市就业机会。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农村劳动力中仍然有60％是纯粹从事农业的，另有15％兼农业和非农业。在仍旧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人们相当普遍地得不到足够的土地来经营。
同时，当前的借贷制度也使大家普遍地认为除了口粮种植之外别无选择。国家金融机构普遍以简单的市场逻辑对待农业，认为农业的回报率相对于其他投资太低，风险又比较高，因此基本上不借钱给农民。农民广泛地依赖农村的非正式借贷，一般（除了亲邻间的无息借贷之外）利息约月一厘，年一分多，乃是农业生产所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回报率，结果扼杀了农村小农的任何生产性借贷。即使是农村的信用社，基本上也没有能够超越这种局限。
另外，也有运输、推销上的限制。个别的农户没有可能完全由自己来安排运输与推销，而商人一般不会为了有限几户的生产而到一个村庄去收购，结果把从市场牟利的机会基本限制于部分地区和村庄，等于把其他的村庄和农户排除在市场机会的范围之外。
面对以上的现实，今日需要的首先是放松口粮地承包权的流通，允许农民们更广泛地转让土地经营权，让更多不用心种地的人把地转让给愿意种地的人耕种，借以提高适度规模农场的比例。在这一点上，今日已经历不少讨论的《物权法》草案应该会起正面的作用。部分地区已有不少的土地被转包，一旦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其规模当会更有可能适应人们需求而扩大。其实，《物权法》不妨进一步考虑适当允许承包权的典卖，作为比普通出租时间更长、更稳定的转让，而同时可以附带回赎条件，承继中国历史上典地制度原来的照顾农村被迫出卖土地的弱势群体的精神。这样，当会更进一步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的灵活度，逐步扩大适度小规模的和充分就业的家庭农场的比例。
应该说明，上述意见不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问题。今日模糊不清的土地产权——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属于个人，但土地既是集体所有也可以被国家征用——不妨等到中国社会的新结构和问题的进一步明确之后，才考虑如何处理。当前可以只考虑明确经营权和逐步改变经营规模的问题。
我自己因为缺乏对国家管理体制及其实际运作的认识，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凭空设想，国家应该可以进一步为小农农户的投入市场和进行新时代的多种经营提供条件。一个可能可行的办法，也是国家机构已经具有相当经验的措施，就是模仿过去“扶贫”机关的“贴息借贷”，实行更大规模的低息或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