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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对伊斯兰的本质主义认定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直接推向了西方的对立面，这种反历史主义的观念将伊斯兰的某些方面视为亘古不变的邪恶本性，认为它是反对西方的力量持续不断的源泉。那些亘古不变——本质主义的政治表现无非如此——以其专横的手笔一笔抹煞了千变万化的世界实景，对交叠重合互相影响的历史视而不见。今天通过媒体再现的伊斯兰的“整个历史、文化、社会仅仅以被删节的、严密包装的形式经由媒体传播”，那么，恐怖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在“九一一”之后，在美国的公共领域也没有什么关于伊斯兰或者阿拉伯人的积极性的认识来平衡泛滥的否定性形象。
面对积重难返的巴以局势，除了相互的指责、谩骂、袭击和报复之外，政府行为在严苛的政治教条指挥下主导社会行为所发动的集体暴力，萨义德难以容忍这样的政治困境。犹太人在历史上的深重苦难的记忆，以及二战后因法西斯主义进行的种族灭绝所形成的大屠杀叙事，在以色列国的政治宣传中塑造了基本的政治倾向，成为其政治伦理合法性的根基。巴勒斯坦人“盘踞”在以色列的周身，这使以色列感到不舒服。强占了别人的土地，驱逐了那里的人民，这并不是遭受大屠杀的道德优势所能够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巴勒斯坦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这些无属的人民不过是暴力的恐怖分子，而以色列是要在纳粹种族灭绝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地区性的超级力量，但事实上这却是在巴勒斯坦的废墟上。历史事实是，大约有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被驱逐，现在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万。其余的一百二十万（现在则是一百万）随后便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只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而且他们被边缘化了。除此之外，有二百五十万居留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没有自治地位。二○○五年，以色列沙龙政府执行了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撤军的计划，该地区随后被巴勒斯坦临时权力机构接管。
在萨义德看来，指责巴勒斯坦人为恐怖主义分子是严重缺乏道德支持的，虽然萨义德将极端主义行动与暴力联系起来，表明他也明白极端主义活动对现实政治议程的危害。在巴以问题上，萨义德反对恐怖主义是与反对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萨义德认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导致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极端主义行动以及带来的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与分离倾向（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等组织的政治议程严重不符），这丝毫不利于宽容共处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萨义德对极端民族主义所抱的态度乃是其不主张以暴力流血甚至极端主义的方式反抗以色列态度的表现，因为这不但无法真正寻求生存家园，而且恶化了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得不到道义的支持。
很明显，极端主义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巴以困局，虽然巴勒斯坦某些组织要求彻底消灭以色列，但是事实表明，这一愿望不但不能实现，还殃及了普通民众，恶化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回顾巴勒斯坦近几十年的历史，恐怖袭击和残酷报复使中东和平进程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萨义德是真实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作为批判的、向权力讲真话的知识分子，萨义德不得不两面作战，一方面他尽力澄清问题，指出东方主义传统中恐怖主义的指认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掩盖或者简单地取消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严厉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将无谓的暴行实质上施加在了自己的人民身上，使中东问题如履薄冰难以解决。“九一一”后，以色列借口安全问题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深入力度，针对以色列的指责，萨义德认为以色列借“暴力”难题撒谎，实质上是要侵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然后声称是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萨义德说，任何所谓的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都要归结到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的长期军事占领。他提醒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占领是暴力的源泉。在萨义德看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就是殖民主义占领，而巴勒斯坦的斗争是反殖民的斗争。
正如萨义德所说，“九一一”事件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被藏在暗处的极端主义分子觊觎，它似乎时时处处充满暴力的危险，人们也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关注极端主义问题，这是美国的意志，它的煽风点火的做派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极端主义活动。可以说，美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危险的全球政策迫使世界真正进入了一个受极端主义威胁的时代。当美国强迫各个国家摆明立场，要么就是正义，要么就是恐怖主义的帮凶的时候，借着恐怖主义袭击的东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施展如愿以偿。萨义德说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但是却切实地成全了美国明目张胆的霸权。这个新世界，是一个恐怖主义为先导的美国霸权的世界。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的旗帜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暴政，它同时开始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改造行动。在美国看来，“我们”决定进入、破坏或重建那些胆敢与美国对抗的邪恶力量。“‘恐怖主义’这个词，以及因之而起的战争，都很好地服务于助长这种态度……他们对持续性的轰炸行动（像在阿富汗发生的那样）所导致的生活结构的粉碎没有什么觉知。”（E。 W。 Said； Israel； Iraq；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Ahram Weekly Online； 10…16；October； 2002）在美国人看来，恐怖分子的袭击显示了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民主心怀嫉妒的阿拉伯人的险恶用心，而“历史与政治消失了，所有记忆、事实和真实的人类存在都被有效地贬低了”。
面对着“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内要求完全消灭恐怖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呼声，萨义德提醒人们注意，“每个人都说这是一场反恐战争，但是恐怖主义在哪里？选择哪条战线？具体目标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只有一些模糊的暗示：‘我们’对付的是中东和伊斯兰，而且恐怖主义必须摧毁”。虽然美国政府明确排除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宗教内涵，但是这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大多数人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画上了等号。萨义德说，在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已经被认为是在“另一方”。这分明是在激化矛盾，其中的种族主义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对立化的思维也是东方主义的惯用手段。在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东方主义有时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阿拉伯世界的指责不绝于耳。萨义德说：“今天的实际的众口一词增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关于阿拉伯世界论述的权威性。它证实了阿拉伯人在民主、知识和妇女权利方面严重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在萨义德看来，这些认识所具有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与已有的话语传统合谋，制造阿拉伯世界的僵化形象，掩盖甚至抵制了阿拉伯世界中的改革诉求。
萨义德分析“九一一”事件的原因说：“对大多数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美国是蛮横强权的同义词，这个强权满口仁义道德，不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是许多压迫阿拉伯人民政权的帮凶；对于发生在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运动，美国充耳不闻不管不问。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反美风潮，并非源自于对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憎恨，而是来自于美国具体的干预行动、蹂躏破坏、制裁伊拉克导致本国人民的巨大苦难、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达数十年。”
萨义德认为“九一一”后的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在于必须“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原则，我们占据了道德的高地，我们必须继续我们有智谋的和组织良好的反对以色列野蛮占领的抵抗斗争”。萨义德主张放弃极端主义行动，在现实的政治处境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下，这是较为务实的，但是就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情绪来说，很难说更多的人尤其是激进组织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在很多激进分子和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看来，与以色列的仇恨只能是不共戴天的。所以，萨义德的主张即使给人展示了一个可能性的画面，但却没有被更多人欣然接受的前提。
“九一一”之后频繁发生的巴勒斯坦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使巴以陷入了相互复仇的泥坑，对此萨义德说：“自杀性炸弹袭击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在我看来，那是多年来的虐待、无力与软弱的直接的有意识的必然结果……沙龙需要恐怖主义而不是和平，他费尽心机所做的只是为恐怖主义创造了条件。”萨义德敏锐地指出了以色列在“九一一”之后的政治投机，令他气愤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学术机构与知识分子根本不顾及极端主义袭击与合法的正当自卫的区别，“因此，恐怖主义观念呈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在无视证据、逻辑和理性论证的情况下被合法化、再合法化”。萨义德指出，没有人去问美国或以色列所杀的人是否真的是恐怖分子，或者被证明是恐怖分子，或者将要成为恐怖分子。
以色列总理沙龙二○○二年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支持恐怖，它完全是恐怖。阿拉法特支持恐怖。我们的压力就在于结束这种恐怖。不要寄希望于阿拉法特会反恐。我们只有引发他们更大的伤亡，然后他们才会知道不能再继续使用恐怖手段来赢得政治成果。”沙龙被阿拉伯人称为屠夫，他的这番讲话十分野蛮，表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一贯思路，相信暴力可以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不是国家系统发动的恐怖主义又是什么呢？
萨义德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也多有严厉的批评，腐败的政治与激化的社会矛盾正是培植极端主义的温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堕落于腐败的泥淖、处于专制统治的恐怖之中、弊端丛生的教育制度还没有面对世俗世界的现实”。他要求伊斯兰教国家尽快地有效进行世俗化和民主化改革，革除弊政，参访现代制度。
二○○三年在萨义德的最后岁月里，他由人生的终结之感而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局势的变化深感忧虑，他认为对中东以及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一般认识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而人们反倒因为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加深了对阿拉伯世界的偏见和对本国穆斯林社团的隔阂。他认为必须反对那些错误的名目，如“美国”、“西方”或者“伊斯兰”。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导致了可怕的没有终结的冲突。那些本质主义的名词，强硬地将“这些”与“那些”、“我们”与“他们”具有等级意味地划分开来，而没有考虑到冲突和矛盾正是由此产生。萨义德对“他者”的政治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萨义德的整个批判都是建立在有他者政治所导致的恶劣的政治局面上。他认为，为了有效地避免冲突和矛盾，就必须放弃对他者的异样的目光和戒心。“我的论点是历史由男人与女人共同造就”，萨义德既持有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