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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记得您在改编过程当中，改第一稿的时候，您自己就说过，好像感觉老舍先生的魂儿附体了，那么是不是说您在改编过程当中，找到了这种感觉，或者说改编很顺畅，自己也非常满意吗？
叶：对这个东西，我不敢说满意，但是至少我说我这个人是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改编《茶馆》首先一个是我要非常谨慎，不能胡编乱造，不能戏说，一定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社会背景、包括语言习惯，这都要认真的考证的，所以工作起来进度不是太快，但是做得工作做得很细。这个稿子交到电视剧中心以后，他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满意，我觉得这一点首先通过他们是一关，第二关就是广大观众了。
主持人：国内的名著改变热可以说持续很长时间了，有的名著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以后，面目全非了，或者走了味，还有一种说法这是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那么您在改编老舍《茶馆》的时候，是怎么样把握在忠实于原著和满足于现在观众的所谓的欣赏要求之间，这个尺度您自己怎么样来把握？
叶：一个原则就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不要走得太远，离开了原作任意的发挥，这是不现实的，我觉得也不可取的，所谓的发挥是在老舍《茶馆》台词的基础上，把一些台词所表现出的东西，用画面给它展示出来。比如说，太监娶媳妇，老舍在话剧里边也不过就是来了个庞太监，把康顺子娶走了，至于背后的东西全没有，那么我就要展现出来，太监娶媳妇，太监为什么要娶媳妇？太监的钱是那儿来的？太监的院子是怎么盖成的？然后为什么在盖上院子以后要娶媳妇，要完成人生的整个完美？他娶了媳妇怎么对待这个媳妇？太监的性格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在皇宫，在太后面前那是奴才，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是主子，那种主子摆的谱比他在皇宫里看到太后摆的谱还要大，吃饭的时候那要下人把一个碟盖着一个一个的都像传膳一样要传上来，然后叫他几个侄子坐在他旁边陪着他吃饭，把盖一揭开以后，都是非常简陋的窝窝头，咸菜，都是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太监很抠门儿，既要摆谱，又要抠门儿，这个人物的性格他就立起来了，所以娶来媳妇以后，那是对媳妇是一种虐待，名分我是娶了个媳妇，实际上是一种性的变态，那种残酷的折磨，是他的性格所决定了的，所以，康顺子在那儿才过着那种凄惨的日子，才和后来买来的那个孩子相依为命，后来投靠了王掌柜。这些很精彩的故事，把它一旦展现开来，我想它既好看，又不脱离老舍先生原著的实际，就达到了改编的目的了，它不是胡说八道。
主持人：另外就是说选择一个女性来改编《茶馆》，他们有没有这种考虑，或者说您自己有没有这种考虑，就是说从女性的视觉来审视思考老舍先生的《茶馆》，变一种视角，变一种角度给它一种新的诠释？
叶：说到女性我想女性作家有她独特的优势，一个是感觉上的细腻，再一个是严谨，她不像男同志那么粗犷，写起东西来大刀阔斧的，这个电视剧它要求的是，像这种《茶馆》是细腻要真实，还要在感情方面一定要到位。这可能是女性比较具有的优势吧。
主持人：那您觉得男作家和女作家优势劣势是怎么一种呈现出来的状态？
叶：现在越来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差别越小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写作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女作家，但是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中性的状态，如果单纯把我自己女性的角色放在最前边，一考虑到什么就女人怎么样，反而写不出东西，你不要考虑是男是女，写出来以后自然你女性的气味就会带出来的，这个我想，男作家他也不会刻意的去想，男作家怎么样，男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各自的角色，自然不自然的我们扮演各样的角色。
主持人：写女性的时候，是否很刻意的把您自己对于女性的一种理解投射到人物身上，您心目当中的女性特质是什么样的呢？
叶：我心目中的女性啊，是一个被动的，都是处于被动的，很凄凉的，这样的角色，几乎没有什么光彩照人的形象，我写过一个叫《黄连厚朴》的小说，写一个女性婚外恋的，第一个丈夫因为给人家写匿名信诬告什么的，她和他离婚了，第二个丈夫，她没有结婚，正在谈的这个对象，本身又没有离婚，但是他在升迁的前夕告诉这个女的，你不要跟我来往，暂时不要来往，怕人家看见，怕影响自己的升迁，那么这个女性就反思这些男人，同时也是作者我在反思男人，反思什么呢？我就说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最投入的是女人，婚外恋一旦事情败露了，男人往往把自己摘的干干净净，躲到一边去了，女人相反扑上去，全部承担下来，任人唾骂，任人撕扯，我为了爱情我豁出去了，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对于标准男人设计在男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情结。
你想我们都知道，中国最英雄的男人是谁呀？是关公，关云长，又忠，又义，又不近女色，这是中国标准的男人，但是，近女色情感比较丰富，感情很外露，像贾宝玉，像这样的话就不是中国所推崇的典型的男人，中国的男人就是那种戴着假面具的男人，我们读外国的诗歌的时候，你不管是读海涅的、歌德的，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他的爱情生活，他的爱情观，相反你读李白杜甫的诗，你把它读完你也不知道李白的爱情观，杜甫的爱情观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所锻造了的中国的男人可悲的一面。是不是我这一说，把中国的男人都得罪了啊？
主持人：没有，您没有得罪我。
叶：不，因为这个话我说出来以后，就在小说里写出来以后，在我们陕西至少有很多的男人包括男作家、男评论家，有一次把我逼到一个酒店那儿要跟我辩论这个问题，说我把男人写得太坏了，但是我想，从女人的角度来思考，这可能和男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主持人：在感情上男人可能是比女人要自私的多，就是他的付出可能往往是有保留的。
叶：女人的付出往往是没有顾忌的，豁出去的，所以我说男人是一个社会型的人，女人她不是，女人是感情型的人。
主持人：所以才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最懂得感情的、最有这种情感波澜壮阔的女性是青楼女子，您认可这样一个说法吗？就她们对于爱的大痛大悲，好像比日常生活当中尘世中的女性来得更勇猛，甚至是更洞彻，您觉得吗，比如说像李香君那样的、柳如是那样的？
叶：是的，你说的青楼女子一方面，但是我想还有更多的隐藏在家庭内部的那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承受着感情压力的女子，她们的一生那种悲苦绝不亚于青楼女子，默默无闻那是没有人知道，连姓氏都没有。
我最爱看的是什么，各地的县志，最爱看贞节烈妇这一段倒不是我对这些贞节烈妇多么的推崇，我是觉得每一个贞节烈妇的背后都是一条生命，都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但是所有的县志就没有一个贞节烈男，是吧？
主持人：现在的女性主义者，都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保障的地位，那么您觉着目前的状况下，女性的位置理想吗？
叶：谈到这就是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了，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我想对于不同的女性也应该给予不同的分析，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我来谈，这应该找一个下岗女工，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弱势群体的女性来谈这个问题，她们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很反感一些比较成功的女士坐在台上侃侃而谈，谈妇女的问题，谈妇女的解放，我觉得这都是扯淡，你应该找最基层的妇女来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那您对您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和这个位置是不是满意？或者觉得自己是个成功女性吗？
叶：我不算成功，至少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我不算成功。我说现在独身子女政策，就让生一个，结果我这一个生了以后，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往往是孩子教育我，不是我教育孩子，我写过一本书叫《琢玉记》，我的女儿叫顾大玉，我说琢玉啊，从这个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开始雕琢她，玉不琢不成器啊，最后雕琢来雕琢去，我给你举一个最可笑的例子，我的孩子现在国外读研究生，她元旦的时候，回到家来了，说妈你这个上网老用真名字在网上出现，非常的不好，我给你取个名吧，我说你起吧，代号嘛，她说我给你取一个叫“鼠老大”，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在家里边她说我爱在家里称王称霸，“鼠老大”，我说好，“鼠老大”就“鼠老大”。后来她回到日本，我跟她一联机，我才发现她叫“猫”，所以你说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往往我们老是被孩子所教育，所左右，不成功。
主持人：您比如说你这个《琢玉记》，它有个副标题叫“我与妈妈之间的战争”，您的这个顾大玉可以说是您的格格，那么您说您教育子女有一个原则，绝不娇惯，您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也给她带来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叶：我的女朋友们跟我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叶广芩你这个形象对孩子的形象就是一个贾政的形象，就是让孩子念书，你要走正路，一天到晚的就是教训，几乎是很少跟孩子那种很亲热的抱啊、搂啊，这我的性格好像都没有这种性格，但是我对我的孩子要求是这么的严格，我想将来一定能长成一颗大树，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呀，好像似乎都不成功，虽然现在当了研究生了，准备再考博士生，但是我说她究竟是这个算是成功吗？我现在问自己，成功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她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就不成功吗？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教育孩子怎么做人，怎么来承载社会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的大课题，也是所有父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您教育这个孩子我是从书里感触特别深，您比如说您逼着她学琴，甚至上什么英语班之类，她非常的反感，甚至9岁的时候，好像还离家出走了一次，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您今天重新做一次母亲，审视自己以往教育子女的方法，您现在还会采取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吗？
叶：哎呀，我想我至少不会那么逼她，在学习上，在其他做事情不能逼她，我会顺其自然，愿意做你就做，你不愿意做我不勉强你，可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