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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哎呀，我想我至少不会那么逼她，在学习上，在其他做事情不能逼她，我会顺其自然，愿意做你就做，你不愿意做我不勉强你，可是当时是没有这种觉悟啊，你一定得给我好好念书啊，你一定得要考上大学啊，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也是一个误导，把孩子给逼的，嫌我太严厉了，你竟让我干一些我不爱干的事情，甚至于我的孩子念英语，你看因为我不会英语，我让她念，站在阳台上念，我住在交大，周围不是博士生导师，就是什么教授，你给我胡念，谁都能听见，所以她就天天给我念英语在外边，结果考试得两分，毕业考试，英语考试两分，我跟小孩她爸爸说，你看孩子考英语两分，你还是外语系主任呢，丢人不丢人，我爱人那人也比较大大咧咧，哎，这还能考两分的英语，怎么考的，结果我一问去，老师说根本就没答，我说怎么会不答呢，我说每天逼着她念英语呀，后来一问是小孩把书丢了，念的都是前两年的书，骗我呢！就是她不愿意学，我就硬逼着她学，产生了那样一种逆反心理，如果再重新教育的话，顺势利导吧，就不会那么严厉了，那当然一顿臭揍是免不了当时。
主持人：您的青春期是在女中度过的，女一中，到了您的女儿这一辈，肯定早就男女混校了，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现在社会上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做父母的很头疼地一件事就是子女的早恋问题，您怎么看待自己女儿的早恋问题，怎么看待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这个早恋的现象在学校里头？
叶：这种现象学校太普遍了，你现在在初中高中好像没有哪一个班里边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母亲来说，我采取的政策是内紧外松，我表面上对顾大玉早恋的问题不太在乎，甚至于我还开玩笑跟她说，我说顾大玉，找对象，你看门口有个卖豆腐脑的，我每天早上出去喝豆腐脑去，那个豆腐脑的小伙子长得也很漂亮，每天我去了他也认识我了，给我多搁点调料香油，还挺会来事，我说干脆咱就选他当女婿，你嫁给他得了，以后我再去吃豆腐脑，连钱都不用交了，我就这种开玩笑这种说，那我的女儿也是，行啊，您看看给我提提，我过几天我就跟她说，这个卖豆腐脑的不行了，她说怎么不行了，我说卖豆腐脑的媳妇来了，抱着孩子在那儿帮着收钱呢，然后她就问我，那你看看旁边卖油条的行不行？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心里边是非常提拉着心，女孩子，十五六的女孩到了这个年龄，哪一个母亲不担心呀！
所以我就很注意我们家住在三楼，顶层，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看我们那个楼梯有粉笔写的暗号，不是这样的台阶嘛，在这儿拿粉笔写一个B画一个圈，明天又换一个什么字，又画一个圈，有一次写个李字，又画一个圈，我说这肯定是顾大玉给小男生留的暗号，然后我就问顾大玉，我说顾大玉你在那儿留了那么多暗号，给那男生什么意思，顾大玉说那不是我留的，我说你说瞎话，我说从一楼到三楼，有学问的就你一个，我说小孩还有一个上托儿所的，托儿所的孩子不会在三楼这儿写个B写个什么的，我说不是你是谁？她说就不是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就拿块麻布把所有的暗号都擦了，后来她只要一上学，我就在后边跟着，只要发现那个暗号我都给擦，我就想我断绝你们的联络，结果有一天有人敲我们家的门，一个小伙子，他说，楼上这些粉笔字记号都是你擦的？我说是啊，是我擦的呀，我说是谁写的，他说我写的，我说你是干吗的，他说我是送广告，我每天送到三楼我得做记号，人家检查我，我确实送到了，你都给我擦了算怎么回事，就是说这种警觉作为母亲来说，它是随时随地的，但是这样也是防不胜防。
主持人：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这种谨慎过于敏感了，作为母亲来说？
叶：可能是敏感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母亲甚至于比我还敏感。不管是男孩的母亲还是女孩的母亲，翻抽屉，我想很多家长都翻过孩子的抽屉，悄悄地翻，但是小孩们都知道，我的小孩在抽屉里给我留了一个字条：“不许你乱翻我的抽屉，卑鄙”。后来就不翻了，但是那种心里边担忧啊，还是存在的，不担忧反而就不正常了。
主持人：人有时候很怪，越是痛苦的记忆，往往弥足珍贵，您现在回想过去，特别是1968年您离开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去插队，您今天回想起来，母亲给您留下的是怎样一种记忆。
叶：那是非常凄惨，我当时决定我到陕西来，我母亲脸上长了很多疮，当时她是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拿着十块钱领我母亲去看病。医生把我母亲放到外边，把我留到那个房间里边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你妈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他说她得的是“亚急性播散性红斑狼疮”，已经没有多少活了，但是这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还有一个14岁的妹妹，当时呢，是读初中，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后来就这样的话，你也没有理由留下来，走的那天呢，我就去跟我母亲告别，当时老太太躺在床上，脸朝着墙，我说，妈我要走了，我母亲一声没吭，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后来我说：“妈我要走了”。这时候我妹妹就把我给拉出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上了火车。当时呢，车上的人都有亲人来送，我是什么也没有，身上只有这么几块钱，我妹妹说，那你中午饭怎么办呢？我说中午饭就不吃，她就下去，拿出两毛钱，在火车站那时候买烧饼是不要粮票的，买了一个烧饼，就想给我从车窗递上来，就在这时候，她买烧饼的时候，回头一看火车已经走了，当时举着烧饼就在站台上追这个火车，我就看着她一边哭着一边喊着举着这个烧饼，这个景象我说我这被辈子也不会忘记，就这么离开了北京。
北京一别三十多年，从68年到现在，后来我每当到火车站的时候，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就是今天我也是及不愿意坐火车，极不愿意到火车站去，因为一到那个地方，就想起当年自己的那些情景。那到了陕西以后，很快就成为现行反革命，就被弄到农村去了，非常的冤枉，非常的无辜。我就说这个人生的坎坷呀，对我来说当时是觉得蹂躏太大了，后来有了一把年纪了，到今天我才觉得这确实是一笔财富，没有这个坎坷的话，你成为一个作家是不可能的，没这个经历，我记得丛维熙说过一句话：“生活和命运把谁蹂躏了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给你”。确实是这样。
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包括对人的宽容，我想这个不是说是一天两天一个人所能成熟的，他必须有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才能会很平淡的，以很平常的心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我们这个社会，对待我们这个自然，这儿少了那儿多了，我们不会去计较这些了，人活着就是活着，短短的这几十年，这么渺小，你这么短暂的一个人生，现在就好好的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善待一切人，善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
主持人：家里边挂着您先生送您的四个字，难得清醒，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初衷想起给您写这四个字？
叶：他说我糊涂，一个是对于家庭财产的管理，没谱，再一个呢，就是写的文章没有一定的深刻，太浅薄，甚至于有的时候，错别字病句还得拿来他来挑，他是搞语言的，他就说你这个作家是怎么当的，真是，就是稀里糊涂的，就你这样，你还能写出小说来？就你这样，你还让人家小说评论家来评论你，你这稀里糊涂地想让人家清醒？你“其昏昏能使人昭昭”吗？就是这样，送了我几个字，难得清醒，确实是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地糊涂，经常地被算计，被小偷偷，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多有生活能力的人。
主持人：我看到报道说您获得鲁迅文学奖去领这个奖的时候，是穿着一席端庄素雅的旗袍去领奖显得格外抢眼。
叶：是，我所有领奖的场合全部穿旗袍，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第一中国传统的女性她的魅力，第二就是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想我应该为我的民族争光。
主持人：因为你的姓氏，您的这个身份，对您有一个称谓，说您是格格作家，您对这个称谓接受吗，反感吗？
叶：反感，非常反感，我在西安的时候，我们那些评论家们，老爱评“叶光芩小说的什么贵族倾向”等等之类的，我是很不看重这个，我觉得什么贵族啊，我觉得应该从人性的高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格格嘛，不是贵族家的女孩都叫格格，满族的女孩没出嫁都叫格格，这点大家可能有定误解。
我说我在陕西是一个最平民化的作家，我是一个最平易近人的人，甚至于我都说我们陕西有些作家出生那真是农家子弟，那是贫下中农，他们老爱说我贵族贵族的，我说你们现在比我都贵族，我说我能在深山老林里一呆几年，我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住下来，往往我邀请你们到山里边去，你们给我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地方的厕所怎么样？招待所条件怎么样？吃得好不好？我说现在究竟谁是贵族？这个问题是值得想一想的事情。
主持人：从《还珠格格》开始，由电视连续剧闹得社会上也形成了一股格格热，您对这股格格热怎么看？
叶：它热就让它热去好了，反正它有凉的时候，顺其自然吧。
主持人：现在您又不大写家族小说了，而写起了动物小说系列，生态小说，您深入到了秦岭深山，写以扶贫自然保护区为背景的生态、自然、动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初衷使您去关注自然，关注动物，关注生态？
叶：关注自然环境我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到了陕西、到周至县以后，我才体会到确实是到周至来给我换了一幅“狼心狗肺”，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用动物的思考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应该对它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对它们要理解要尊重，它作为一个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在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去干预它，改变它。
我写家族小说也可以完完全全地、顺顺当当地写下去，但是我总想，在我还有精力在还能跑得动的时候，我应该把我的精力分出一大部分来，关注于大家共同所需要关注的东西。老了，走不动了，可以关起门来，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地写我的家族小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很喜欢游离，也喜欢唱京戏，一个人的时候，好像还爱耍木偶，而且是自编戏词，您这样一种童趣的保留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叶：有时候累，写东西非常非常的累，在累的情况下，一个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放松一下吧，因为我平常在家老是一个人，当作家最难耐的就是寂寞和孤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没人跟你说，你完全和你作品当中的人物在对话，那么轻松下来干什么呢，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点乐，我们家有时候沙发上放着一些狗熊老鼠，这些小玩具，捏过来一个就跟它说了半天话，然后用它演这个角色，和别的小木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