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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５９４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５９５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５９８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18、贞观之治
公元７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１／８。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１１０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５００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宴（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７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