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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重新检阅这段历史，固然可以觉察当中无数值得批评攻击的举动。例如鸦片战争时，道光帝曾令扬威将军奕经收复宁波。当日主将去前线90英里，奕经之幕僚大部分无军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这群文人以竞赛的方式，预草胜利之露布，却不作敌情判断，以至进兵时主力驱入英军铺设的地雷区，部队伤亡近千人，而英军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道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管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点。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处截挪而来，非出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处，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处的拨款。来银或四处均分或一处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器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部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部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处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体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性”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经系统与全身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强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粗枝大叶地处理历史，或精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高警觉，就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
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出各种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种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种迹象看来，这种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满意，而是指出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抽税为基础的体制，因之规模初具，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换，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深，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感。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强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
霍布斯认为，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将恢复到初民状态。初民状态中，公众的权力尚未展开，既无政府亦无法律；既无法治，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战的条件之下，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他说：“在此条件之下将不能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毫无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及运输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危险中。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这段前已提及见第五章注＇24＇）
作者著书时着重文字结构的紧凑，叙述不免过激。他未能预料中国就因为传统的忠恕之道和新时代的爱国精神，仍旧在一个时间内勉强存在，并没有完全土崩瓦解，沦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既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连孙文也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则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状态不远。同时在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亲历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何以中国在1980年和1920年间有此巨大的区别？因为“巨灵”已在我们眼前出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自宋太祖赵匡胤企图集绢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业体制，将统领华立罗判死刑，迄至最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国家与朝代的成败兴亡，可是他们最后趋向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则始终如一。即是有些大陈性格的国家将互相交换的原则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局势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将最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予以固定。除非中国仍然拒绝与外界的潮流汇合，我们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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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总结
本书叙述至此，可以概括地说，14世纪以来，世界史中的大变动多数与资本主义有关。虽说资本主义不是引起战争、造成新旧国家分离并合的总原因，但是它牵涉广泛，在各种大规模事件中总有直接与间接的介入。
资本主义虽说是一种经济体系，但它亦与政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