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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w与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料，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的专题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蒙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包括女真人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简化历史，过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较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１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