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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１４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１５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１５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２２００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07、从霍光到王莽
霍光于公元前８７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８岁的昭帝，事昭帝１３年。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６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６８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迎中山王９岁儿子刘街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５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假皇帝”，至公元９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１４年多的皇帝，于公元２３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王莽则像貌类禽兽，“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６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帝刘街。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２５年，元帝在位１６年，成帝也在位２６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６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１６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８０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以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将袭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各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