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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套设施只获得局部成功。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问朝代所打破。另外因政府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在行政方面，赵匡胤一心要想防止的情事大致已被禁断，即使宫廷里有阴谋也无过去之深度与范围。从历史上讲宋朝，扶植中国经济之发展逾300年，不可能说对中国之福利毫无贡献。可是在这段期间文官中的争执较前加剧，且其演出不再循照传统的方式了。起先政策上不同的意见以公事公办的态度提出辩论，但在两方坚持不下时便有投机分子钻入，使争执蒙上恶名，以后的结局也更为恶劣化。
此外也尚有其他不合情理之处。一方面创业之主赵匡胤对意识形态全不关心，结果宋代之理学与政治哲学不能分割，使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庞大。另一方面自创立朝代之日，国君与朝臣都希望对军事外交与财政采取比以前实际的态度，而结果在军事外交及财政三方面，宋朝之作为却远不如其他朝代。
这种种不可思议之处只因有了现代的历史经验才能适当地解释。赵宋王朝以亚洲大陆之大块土地作背景，在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先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以致产生了以上种种矛盾之事。
军阀割据的岁月
上章业已说过，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一个节度使，亦即地方军事首长，可能将一州一道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境内行动完全自由。他自己若要率兵征讨的话，则任命一个部下为“留后”，所以权力之基础屹然不动。年久月深，他和部下的位置全可遗传。加上在州内道内税收也由军官管制，他们定旧税之税率，也公布新税名目，是所谓“以部由主场院”。此所以朱全忠在公元907年取李唐王朝而代之时不足以惊师动众，乃因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嬗替。而所谓十国除了一个例外，则有些同时，有些前后交替，出现于南方）。简单地说，北方称帝的朝代有心制造统一的大帝国而力不从心的时候，南方的将领也乘机称王，采取行动上的独立。
全部分裂的局面既不出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简概说来，中国主要仍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只是各人所掌握的产业大小不同，地域上生产率也有差异——有时同一地域内尚有极大的悬殊。新的财富可从商业、农产物、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日那种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管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在这种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事实之发展如是，地方上之军事首长以各种名义倡导他们合法的地位，且在境内全部征兵。可是实际上兵员仍由招募而来，不过所有费用是由境内人户分摊。在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作主全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在这时期，这些地域上之首长采用抽调精兵的技术，他们不断地从下级部队挑选优良的官兵组成亲军，让下级部队仅能保有劣势人员与补给，高级军官则成为首长的拜把兄弟或义子。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有了固定联系，只要各地域互相竞争的状态不酿成长期大规模之战事，此种平衡的局面可以使整个的安排保持原状。中国在五代十国期间和日本中世纪的情形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的评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以致“犯人、匪盗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行谨慎之士反倒没有出路。当时赋税之高也常被指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出，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首长于是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他们也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开，有如马家在今日之湖南，便使茗茶成为一种输出品，钱家在浙江大开水利；王家在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可是尽管如此，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公元936年，仍在此间所述之分裂阶段内，这五个短朝代中的一个帝王和契丹定约。这契丹乃是一种半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之东北。石敬瑭向外乞援之情事没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可是他付出的代价则意义深远。936年的协定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长城以南一线的领土，连今日的北京在内。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影响中国400年。中国人这才领会到游牧民族与以前的不同，他们已有相当的农业经验。今后他们将所割爱之地当作一种训练场所，使从正北及东北而来的经理者熟练于管制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而造成了继续向南发展的态势。
宋朝之兴起可视为对这挑战的一种反应。以前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地区首长已不断地提高他们军队的素质，也不断加强地区上财政的统治，但直至宋朝，才将他们归并统一起来。赵家王朝虽说在名义上仍号召大一统的帝国，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民族国家作风。尤其在团结南方以对付北方时，它是站在一种带竞争性的立场上。
公元960年之春，当时赵匡胤是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短朝代——周的统军之将，他的军队宿营于陈桥驿（这地方是一座小市镇，距国都开封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某一天凌晨他被部下将士惊醒，他们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就拥立为天子。军士拥立的情事曾发生亍五代十国的时期，也曾在西方发生于罗马帝国，可是赵匡胤与众不同。自唐代衰乱以来各地区强人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当中非无联系与协定，有了赵匡胤才使其集结起来，最后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全中国历史中再无另一朝代是在相似的情形下出生。
当赵率军回开封时，取周而代之的工作毫不费力地完成。新朝代之主，了解分裂的中国不能与北方的强邻作对，放弃了当初北伐契丹的计划。此后赵匡胤即以收并南方自主之国为职志。长江中游于公元963年取得，今日之四川于965年取得，广州于971年取得。今日之浙江与福建则不在他统一的疆域之内，直到他的弟弟赵光义嗣位之后才接收过来。
赵匡胤力所能及的地方，中央集权的措施执行得既轻快也彻底。新皇帝的机警，不走极端，对钱财上的大方，使他的筹谋容易兑现。登极之后才一年半，赵匡胤和拥他为帝的起事诸将谈判，让他们自请退役，皇帝则赐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与名誉官衔，于是足以动摇皇位的“黄袍加身”喜剧不致另觅主角而重演了。
宋朝的军队分为三级。最高为“禁军”，次为“厢兵”，再次则为“乡兵”。上层的队伍经常吸收下层之优秀人员而将本身不及格之人员淘汰给他们。过去军阀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税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以前的账目收据经过极详细的审核。公元965年的诏令：凡诸州支度经费外，所有金帛都送中央。于是所有的金柜库房的积蓄，不时发送开封，使该处成为全世界最显著的内陆港口之一。为了遣送这些物资，全国划为6个财政区域，每区称为一“路”。由一个“转运使”掌管。他们“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赵光义在位期间（在公元976－997年），据说仓库内存雨衣和帐幕的材料“数万段”损破，显示当日财富集中，开封所控制的物资之丰富，可能全世界无出其右。
宋代不振的原因
可是纵有以上的准备，赵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成为一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它也从没有像汉、唐一样，占领今日越南之一角。要是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可以概括的指出，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这种看来离奇的情形并不难解释，只是我们务必要将古代历史家忽略未提的若干情节，一并提出检讨。
北宋之东北是契丹所成立的朝代——辽。契丹属蒙古语系，他们活跃于图上之地区已逾300年，即使仿效中国朝代所成立的辽，也比宋早出现53年。辽之国君通文墨，他们的文字在公元920年即已出现，并曾接受过高丽、回纥、吐蕃的朝贡。在宋代出现之前，甚至在浙江称为吴越王的钱家也曾向契丹之辽朝贡。不仅契丹所占的中原领土有汉人的官僚治理，而且辽境后方，据目击者的报告，无数之官吏、文人、工匠、优怜、武术家和僧尼也来自中土，由是也可见得其汉化程度之深。这半汉化国家的组织能力，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国家在初唐时即曾活跃于它日后占领的地区，当它在400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西夏文以藏语为基础，重要的儒家经典早已翻译成书。羌人则属藏族．此时多数已操农业。
所以在公元10世纪，这些少数民族显然得到汉人指点，业已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以致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与它以前的朝代不同。这些游牧民族已有农业基地，他们已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