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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和我奶奶商谈她不愿意听从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哪。在爷爷死后半年左右,印刷工人写信给我爹说,他母亲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这消息多么令人震惊!奶奶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她究竟怎么啦?不久我爹出差到家乡附近一带,于是去探望他的母亲。他去看奶奶时,奶奶正想出去。她重新把帽子放下,给他斟一杯红葡萄酒,并给他吃干面包片。她看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当然没有问得特别详细;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自然一尘不染,她看去也挺降。她的新生活方面,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爹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
“你一个人去吧,”她漫不经心地说,“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呢。”
印刷工人事后又说,她谅必是到补鞋匠那里去了。他大发牢骚。
“我和家里人蹲在这几间小房里,只能干五小时的活,挣的钱又少,我的气喘病又发作了。可大街里那间屋子却空着不住人。”
我爹在旅馆里租一间房间,等着邀奶奶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态;但她置之不理。哪怕整屋子都是家里人,她还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理由,说他不该和家人一起来住,把旅馆房钱白白花费了。看来她要和家庭生活一刀两断,现在想走一条适合自己脾胃的新路。我爹的脾气很好,既然看到奶奶十分愉快,就对我叔父说,一切听老太太自便吧?可她究竟想干什么呢!根据下一步报导,她已订了一辆“布雷克”,想在某一个星期四到什么地方去远足。
“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过去有几次,当我们做孙子孙女的去看爷爷时,爷爷曾租了这种“布雷克”马车。当时奶奶一直待在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她又去K城旅行。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奶奶就是乘车去看马的。印刷工人现在简直惊惶失措了,他真想请一位医师。我爹看信时摇着头,但不主张请医师。我奶奶不是独个儿去K城的,有一个姑娘伴她同行。印刷工人信里说,姑娘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老奶奶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从这时起,这位“怪姑娘”就牵着奶奶的鼻子走。看来,奶奶把她当作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奶奶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那鞋匠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传说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现在她替那个'怪姑娘'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灰心绝望地说。
“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叔父的信写得歇斯底里气十足,信里一个劲儿数落着我们亲爱的奶奶,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爹那儿获悉的。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B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实际上,我奶奶在最后几年,生活上一点也不宽裕。不上饭店时,她一般吃少许蛋制品,喝些咖啡,主要吃的是她喜爱的干面包片。为此,她破费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她瞒着儿孙偷偷在抵押。大家始终不知道她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奶奶死后,他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店。严格地说,她一生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生活。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B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孑然一身,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比较宽裕。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我爹后来得悉,她在最后半年对一般人干脆置之不理。夏天,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据大伙儿说,那位跟老太太作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她一点也不孤独。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一瓶红葡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而别人却夸夸其谈,对可敬的当局大肆攻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性的酒给大伙儿喝。某一个秋日早晨,她突然在卧室里去世了。她不是死在床上,而是死在窗口的一把木椅里。她本来请那位“怪姑娘”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娘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小小的脸,嘴唇狭而嘴巴阔。她的脸很小,但并不渺小。她长年累月奴仆般地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了却一生。
笑者〔德国〕海恩里克。波尔
每当有人问起我干哪一行时,我就窘态毕露、满面通红,口结不已,而原本人家都觉得我是个挺镇定的人的。我很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水匠”的人。我羡慕理发师、记账员与作家这些可以直截了当有所招认的人,因为他们的职业不言自明,无需冗言解释,而叫我回答这类问题,却感到十分局促:我是个笑者。一旦招认了,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是这样谋生的吗?”时,又得老老实实地再招认一次:“是的。”
我的确靠发笑维生,而且笑得很好,因为套句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声是供不应求的。我是个优秀的笑者,没人笑得跟我一样好,也没有人能如此发扬我这行艺术的精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会称自己为演员,但是我的才华在滑稽剧与朗诵术的领域中实在显得过于贫弱,我觉得用这个名称是太离谱了;我喜爱真理,而真相是:我是个笑者。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开心,我表演开心;我像罗马帝王一样地笑,或者笑得像个敏感的小男生,我发出十七世纪的笑声,与发出十九世纪的同样自在,如果场合需要,我一路笑尽所有的世纪,所有的社会阶层,所有不同的年龄,就像修皮鞋的,这不过是我练出的一种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怀抱了美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白种、红种与黄种的笑声——只要报酬合宜,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声就能轰然而出。我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里笑,在录音带中笑,电视导播对我也蛮尊重的。我凄惨地笑,适度地笑,神经地笑;我笑得像个电车上的剪票员或像杂货店里的帮工;清晨的笑声,晚间的笑声,子夜的笑声与黎明的笑声。简言之,无论何时需要何种笑声——我都得笑。这样一种行业,不必我说,自然是十分令人厌烦的了,特别是我还有一项专长——擅发传染性的笑声,这对三四流的滑稽演员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帮手了,这级演员很怕——也难怪他们——观众会错过他们说的关键性笑话,因此多半的晚上我都在夜总会里充当不露声色的捧场者,我的职责就是在表演节目嫌弱的当儿,发出传染性的笑声。这种笑声必须小心地在时机上扣得很准;我的放声纵笑不能来得太早,也不可来得过迟,必须恰是时候;在事先排练好的节骨眼儿上,我放声一笑,整个观众的轰笑也会响彻全场,台上说的笑话也才给救了起来。至于我呢,则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衣帽间,穿上大衣,庆幸自己总算下班了。回到家中,总会发现有电报在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声。星期二录音。”
数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暖气过强的特别快车上悲叹我的命运了。简直不必说,当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却牛群,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桩乐事,木匠家中的门常常是坏的,要不然就是抽屉开不开。卖糖果的喜欢吃酸黄瓜,肉贩子喜欢杏仁饼,烤面包的宁可嚼香肠;也不要啃面包;斗牛士养鸽子消遣,赛拳的看见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脸都吓白了;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自己工作之余就从来不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