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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读你的《城北地带》，感到其中的氛围、一些细节、一些人物的特征，似乎都 有很多是对你的《香椿树街少年》的短篇系列的复现，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呢？苏：我 一直未能割舍我的那些“街头少年”小说，觉得在写了那么多短篇以后，应该写一个长 一点的东西，把它们串起来，集中地予以表现，所以就写了《城北地带》，当然也就免 不了你所说的那些方面的“复现‘。但是我觉得很过瘾，觉得是圆了一个梦，并且也可 能算是对我的”少年小说“的一个告别。
林：那么《紫檀木球》呢，这个“奉命而作”关于武则天的长篇，你有何感受？苏： 这个长篇写得很臭，我不愿意谈它。我的小说从根本上排斥一种历史小说的写法，而 《武则天》拾恰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它跟我希望的那种创作状态是多么不 一样，而且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想，不能虚构，武则天这么个人物不好去虚构她的。结 果是吃力不讨好，命题作文不能作，作不好。
林：最近我谈到你的两个短篇，一个是《把你的脚捆起来》，它让我想起你前几年 的一个短篇《一个朋友在路上》；另一个是《那种人》，觉得它在你的小说中显得有些 特别，夸张、荒诞的成分突出，好像偏重内心情绪经验的表现。
苏：有时候写小说可以不动情的，像舞台导演一样，让故事在叙述中非常戏剧化的 表演。但《把你的脚捆起来》和《一个朋友在路上》，跟我的生活现实关系比较紧密， 调动了我的身心体验。《那种人》这样的小说你觉得特别，是因为我写得比较少，在这 篇小说里我强调厂个人感受，而把细致微妙的写实成分省去，通过夸张表现个人与世界 的隔阂。小说写作的乐趣也就在这里，很难想象一个人老是在写同一个大循环，变来变 去最终还是我苏童的东西。有的朋友认为我是用几把刷子在写，三把甚至四把，我自己 觉得我并不怕风格的连贯性的失去。
林：你的创作不断从已有的叙事范型中努力跳出来，寻找着更为切合你的当下状态 的小说方式，这给你的创作带来了活力。那么现在你回头看的时候，你的小说叙事观念 上的变化使你感受深切的有哪几点呢，能否总结一二？苏：一九八二、一九人三年我也 在写，那时是纯技术模仿。《桑园留念》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从自己的经验出发， 创造小男孩的世界。当你抛掉了别人怎么写的压力，自己在那儿很过瘾地说自己的话的 时候，你看见了自己的创造力，这非常重要。到了《妻妻成群》，我又发现有时可以不 必强调自己个人的创造，而去沿袭和改造古典的东西。《妻妻成群》，可以说从叙述方 法到故事形态到人物关系没有一样是新的，但人们愿意看。它的好处在于自己能够延续 自己的创作生命而不必要永远在自己身上“打洞”，可以“拿来主义”，可以对旧东西 重新发现。当然这样的东西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多写，但这些过去年代的女性的故事。我 一旦发现它还能写出来就还照写不误，并不顾忌有人觉得苏童的风格模式不变。
同样我个人不会痛恨自己曾经有过的任何所谓风格的重复，正如你所感觉到的、 《把你的脚捆起来》跟几年前写的《一个朋友在路上》有精神的联系。有时会回去的，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永远往前走，一个人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极限，想象 的空间在缩小。我觉得30岁以后的想象力无可挽留地衰退了，我现在很难保证我能否写 出《我的帝王生涯》那样的作品来。
林：考虑到想象力的衰退，在你今后的创作中将以什么去替代它来支撑你的小说空 间？苏：现在可能转向对所谓个人情感方面的表现，像《那种人》、《把你的脚捆起来》 这样的作品，至少在这几年里可能在我的创作中会出现得多一些，我特更多地从个人生 命内在体验的方面思考与对待小说。
林：这里我想起一个话题，就是有人将你的少年故事之类的小说看作是一种对现实 生活经验匮乏的补偿，对此你自己怎么看的呢？苏：可能在有些评论者的眼中没有一个 作家的生活不会是匮乏的，而我始终认为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匮乏的。一个关在牢里三 十年不见天日的人，一个在社会上三十年不停奔走参加了各种重大的社会活动的人，这 两人之间有一种不可比性。前者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三十年里沉思默想，也与这个世 界、宇宙对话，他的生活不仅不匮乏、而且更厚重纯净，这恰拾是文学所倚重的。而另 一种生活，它的社会信息量固然很大，但不一定对你的写作产生益处。当然我的意思不 是就此强调作家应该过前一种生活，而是想指出，对一个作家来讲不存在生活匮乏的问 题，作家写作是一种心灵的创造活动，它遇到的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想象力的匮乏、创 造力的匮乏。
我们现在一些人考虑小说，仍有这么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就是想将小说从艺术中 分开。小说因为用语言说话，它必须记载社会事件、人际关系等等，这就引起歧义，实 际上一个小说家跟一个画家、一个音乐家在内在精神联系上是一致的。一种新的音乐会 被认为创造了对世界的沉思默想的新的形式，没有人指责它对社会不关注，而这样的指 责却每每落到小说家头上。
林：从客观上讲，小说运用的语言，是许多东西共用的，像法律、通讯报道、政令 文件等等。作为艺术的符号，它远没有色彩之于画家、音符之于音乐家那央纯净。
苏：是的。我是更愿意把小说放到艺术的范畴去观察的。那种对小说的社会功能、 对它的拯救灵魂：推进社会进步的意义的夸大，淹没和极曲了小说的美学功能。
小说并非没有这些功能和意义，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小说原始的动机，不可能 承受这么大、这么高的要求。小说写作完全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存方式，对我来说， 我是通过小说把我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就像音乐家通过音乐、政治家通过政治，其他人 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与世界联系起来一样。
林：在你的很多小说中都一再出现“逃亡”这个动作，它是你小说写作时的一个兴 奋点吗？苏：你提的这一点蛮有意思。“逃亡”好像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尤其是前 些年的创作。入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台作的 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 罗万象的一种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他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 我的一个短篇就叫《逃》，还有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小说不是按照理性的、逻 辑的东西来阐述、来展开的，小说必须从形象着手，说穿了就是从某一种动作着手，有 时候就是一些动作，结果成了小说的出发点或背景。
林：在你的短篇小说结构上，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它的回环，有时是封闭的有 时是半封闭的一个圆，这在《妻妻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等中长篇中， 也很内在地支撑着你的小说。它们的这种形式感往往将人引向你的小说中的宿命意昧和 循环论思想的把握。
苏：有时候好的主题与好的形式真是天衣无缝的。
这么一种人物的循环、结构的循环导致了主题的、思想方面的宿命意味的呈现。有 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只是先有了形象上的回旋，写出来后我心满意足，发现了这种循 环的思想意义。
林：也就是说小说的形式感将你引向了思想意味的求救。
苏：我说这种形式感与世界现有关系，恐怕不算玄吧。比如你发现有些作家他经常 乱写，写着写着突然插进一段泥沙俱下的胡说八道，这跟他对世界的拒绝态度、对这个 世界把握时的梦晓特征及批评这个世界的情绪状态是有关系的。形式的背后就站着那个 怪人。我对这个世界人生的看法确实有一种循环论色彩，从远处看，世界一茬接一茬、 生命一茬接一茬、死亡一茬接一茬，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产生，你要说二十世纪的世界 与十五世纪的世界，除了表面上的社会结构之类的东西不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 都是一个国家一群人在那里从事某种职业或事业谋生，在那里生老病死。
林：读你最近的短篇《那种人》，感到它的结尾也是暗示那种循环，只是它以悖反 的形式出现而已。现在我又想谈谈你的少年故事了，我觉得《舒农或南方的故事》这一 篇将你的少年故事中的一些东西推向了极致，我是指其中的舒农，作为一个少年在成人 世界里的生活、受到种种的压抑以致畸形和变态，一种毁灭的激情异常灼人。
苏：对，不过我倒不认为是什么变态，而是一种对抗，在一种你所说的压抑的环境 下，我要写出的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只是我将它按在了一个小孩的头上，而且他所对抗 的对象，从他的家庭家族出发，可以引申到整个世界。
林：也就是说，他所承载的是此在的现实的某种感受和情绪。我觉得这一篇突出， 还在于它与《桑园留念》、《杂货店的女孩》等相比，对美的留恋和流逝的表现相对淡 化一些，而后者在丹玉、蕾这样的女孩的形象上给人强烈的印象。
苏：我的小说中普遍有这么一种情结，美是特别容易被摧毁的，本来就不多，很容 易受伤害，或者说是变质。还有好多小说中我自己想是美的退化和伤害。这种东西从小 孩的眼光看取，是最敏感的或者说是最清楚的。
林：又是不知不觉的。当你客观冷峻地写非常成人化的题材的时候，这种情绪或者 说情结仍然存在，而且往往通过女性形象的创造而传达得更为浓例一些，像梅珊、颂莲、 织云等，还是刘素子，她虽着墨不多，却因此给人很深的印象。
苏：我有这么一种愿望，刘素子还是应该在浴盘里洗澡的女孩子，而后来她给土匪 枪到山上去了。这些说穿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美的幻灭是一 贯的主题。从古典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所有美的东西都是易被摧毁的，所有美好的事 物都是备受摧残与折磨，最后传达出悲观的宿命论。从中生发出某种对世界对人生的感 悟，现代小说难以摆脱这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人文精神。我认为我的小说好多没有 太强的现代意识；传统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背弃的。
林：你的小说对女性人物的表现，除了传达出美的幻灭、摧折和变质外，另一个很 突出的情绪是孤独，这方面我觉得《樱桃》最具有代表性。
苏：孤独倒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当然传统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和认识不算太清晰。 我相信这个命题虽然可以演变为许多细节，但作为一个大命题它是永恒的，就像爱情一 样。《樱桃》写的就是孤独；其实前面谈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