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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和禽蛋加工厂厂长都站在一边看我吐，等我吐完了他们上来扶住我。副部长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吐，其实习惯了就会好的。厂长则解释说，这些鸡都是很干净的，卫生检查 完全合格，国内国外市场上都很畅销。我为自己的失态而窘迫不安，我说，这跟卫生无关， 只是我的胃有问题。
关于麻疯病医院旧址的情况，我无法再详细描述了。我沿着业已锈蚀的铁丝网，搜寻某 些特殊的痕迹，这里的石榴树长得异乎寻常的高大茁壮，但很少有结果的。树下可以看见几 张歪斜的石桌石凳，有一只木质羽毛球拍和袜子，手套之类的杂物在草丛里静静地腐烂。我 不能判断它们是何时遗弃在这里的，也许它们同那座迁徙了的医院没有关联。
在射鹿城逗留的那些日子里，我时常有一些谵妄的阴暗的念头。一切都是那封群众来信 生发的效果，我对所有的触摸保持高度警惕。除了自由流动的空气，我避免任何东西对皮肤 的接触，我不跟人握手。我和衣而睡。我用自己的饭盒和匙子去餐厅吃饭。但即使这样，我 在睡眠状态下仍然感到身上处处发痒，尤其是左脚踝关节处，那里奇痒难忍，我在睡梦中仍 然记着对麻疯病症状的验证办法，我狠狠地掐拧左脚踝关节处。那样的深夜，我听见远远的 射鹿湖的潮声和第一声鸡啼，对左脚的疼痛又高兴又惶恐。
走在射鹿城枯燥单调的街道上，对旧友子韬的回忆突然会变得清晰起来，我会发现街上 的某个行人很像子韬，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扫向他们的左脚踝关节，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秋 天了，射鹿的男人大多穿看化纤长裤和黑色度鞋，所以，在大街上寻找一个人常常会一无所 获。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人吗？我问副部长。
他是射鹿人？副部长说，说详细点，射鹿的人我都认识。
不，他是一个麻疯病人。
我不认识麻疯病人，我怎么会认识他们？
随便问向。我说，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你如果想打听麻疯病人的情况，可以去找邓大夫，副部长说，他以前是医院的主治大 夫，退休后就留在射鹿了。
后来我真的按地址找到了邓大夫。那是个干瘪苍老的老头，独居在一个潮湿的种满花草 的小院里。我是一个人去的，事实上调查至此已经纯属私人性质。我有点胆怯地推开一扇长 满青苔的木门，看见台阶上站着那个老头，他背对着我，往墙上挂一只蝴蝶标本。当他回过 头时，我猛地看见一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那只大口罩把邓大夫的脸全部蒙住，只露出一双敏 捷的鹰鹫般的眼睛。
你是谁？我现在不看病了，你要是有病请到县医院皮肤科去，那里有特别门诊。邓大夫 在口罩后面发出的声音嗡嗡的。
我意识到发生了一场难堪的误会。我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坏，我提高声脊说，我不是麻疯 病人，我来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邓大夫依然在挂蝴蝶标本，墙上几乎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蝴蝶标本。他说，他们都跟 着医院迁走了。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病人吗？
黄子韬？邓大夫猛然回过头，口罩外面的眼睛亮了一下，你是他的什么人？你是他兄 弟？
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和他是中学同学。
如果是这样，告诉你也不要紧，邓大夫走下台阶，在距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住，他说， 黄子韬死了，他逃，让电网电死了。
我一时无言。在满院的莺萝和美人蕉的阴影里，我看见一只自色线袜渐渐剥落，露出一 块模糊的疮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感觉。
他为什么要逃？我说。
他不相信自己是麻疯病，怎么也不相信。他逃了七次，我们对他毫无办法。
明知有电网，为什么让他逃呢？“
医生只管治疗他的皮肤，管不住他的头脑。他不相信自己有病，他要逃，你有什么办 法？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转身轻轻地离开小院。我把那扇木门按原样虚掩上， 然后从门缝里最后张望了一眼邓大夫，我看见的还是那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邓大夫自始至终 没有摘下那只口罩。一些莺萝精致的叶子在他的头顶飘拂，让我联想起死亡所具有的诗情画 意。
我在射鹿县的调查显然是劳而无功的。新闻就是这样，当一方提供的事实真实可信时， 有关的另一方必须隐去，或者说，必须忽略不计。那个写匿名信的幸存者无疑属于后者。况 且，在射鹿县的五十万人口中寻找写信人不啻海底捞针。
最后那天，我搭便车去了湖里。湖里是一个乡，在射鹿湖的西岸。我想湖里大概是射鹿 县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了，我独自在水边的乡间公路上走、拍下了一些典型的风光照片。我甚 至在一片水洼地边拍到了野生天鹅的照片，那只天鹅风姿绰约，独饮清泉，它也可以替代那 篇无法完成盼惊人新闻登上报纸头版。我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跟着那只天鹅穿越了乡间公 路。天鹅步态轻盈欲飞欲走，它在一个大草垛上停留了片刻后，飒飒地飞离地面。我不知道 它会飞到哪里去，我是无法测定天鹅的行踪的。
关键是那个大草垛，我突然注意到草垛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几个大字：吹手向西。我觉得 这个路标的语意很奇怪，在空寂的乡间公路上，它指点人们向西寻找吹手，吹手是凭借乐器 送死者升天的行当，那么在荒凉无人的湖里地带，吹子能等到他的雇主吗？
我极目西望，方圆几里看不见一座村庄，在公路的西面，在一片瓜地中央，有一座低矮 的窝棚，我似乎还看见一件白色的衬衫在两棵树之间随风飘动。我朝西走去，路标告诉我， 吹手就坐在窝棚里等待。
我弯腰钻进窝棚，看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的男人坐在一张草席上，他在吃一只熟透了的 西瓜。窝棚里光线黯淡，看不清吹手的脸，我只觉得他的牙齿很白而他手里的西瓜很红。
你家有丧事？吹手把瓜往地上一扔，朝墙上摘着什么。
不，我只是看看。
是你父亲还是妻子，还是孩子？
不，都不是，我有个同学死了。
我只吹唢呐。吹手将一只发亮的唢呐朝我晃晃，你如果要请吹萧人、打鼓的，还要往西 走，再走三里地。
我往窝棚的门口挪了挪，坐下来。我闻见窝棚里有一种植物或者生肉腐烂的气味。我转 过脸看了看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白衬衫。我说，我有个同学死了。
同学是什么？吹手问，是亲戚吗？
吹手挨近我，他的一条腿懒散地斜伸着，伸到我的面前。阳光投射到窝棚的门口，照亮 吹手光裸的粗壮的小腿，我差点叫出声来，因为我看见吹手的左腿踝关节处有一块酱色的疮 疤。
我跳起来，离开了窝棚。我站着大口地喘气，四周是空旷的湖里野地，风从湖上来，拂 动吹手晾晒的白衬衫，这个时刻，世界对于我变得虚幻不定。
我听见窝棚里传来了沉闷的唢呐声，夏然而止，好像呜咽，接着唢呐大概被吹手悬挂了 起来，发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喂，到底是谁死了？吹手在窝棚里问。
我没有说话。我的眼前固执地重复着一个画面：我看见子韧的白线袜渐渐地从腿上褪落 下来。他单腿站在足球场上，沉重地抬起左脚，他的左脚踝关节处结着酱色的疮痂，它在阳 光的照射下溃烂发炎。
你如果要请吹笛的、拉琴的，还要往西走，往西再走三里地。吹手在窝棚里说。
从射鹿回来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左脚踝部开始发痒，细细一看，还有一块隐隐的红 斑。我到医院的皮肤科挂了急诊，我怀着异样焦灼的心情观察医生对那块红斑的检查。但是 我不能从医生漠然没有表情的脸上得出任何结论。
会不会是？当我的左脚被医生抓住时我欲言又止。
是什么？医生已经推开了那只脚，她说，什么也不是，你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
火车晚点了。月台笼罩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小孟下车的时候有一片雪片飘到他的脖子上，风把他的大衣下摆吹向两侧，而且发出呼呼的声音，这使他注意到天城的气温比想象中的更要寒冷。小孟提着行李走在出站的人群中，他好几次抬头向四周张望，没有看到他记忆中的宋代砖塔，除了夜色、灯光和各地雷同的高层建筑愚笨的轮廓，他没有看到什么。那座宋代砖塔一定是被建筑物遮挡住了。
广场上泥雪交加，显得很空旷。人和汽车、三轮车、自行车紊乱地挤在出口处的栏杆外面。栏杆外的人看上去很亲切，却都是陌生人。小孟放下了行李。表哥不在外面，他感到有点意外。小孟又看了看手表，已经晚点两个小时了，他想表哥他们也许找地方打发时间去了。有人隔着栏杆来拉小孟的胳膊，说，同志要住宿吗？是个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有好几个这样的妇女举着什么招待所什么旅店的牌子在那里揽客。小孟说，我不住宿，你听不出来我是本地人吗？小孟说了这句话以后就笑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天城方言是多么生硬。离开此地十多年，他其实已经不会说天城的方言了。
小孟在那里抽了两支烟。接站的人都走光了，小孟还是没有看见他的表哥或者亲戚，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风从广场上吹过来，带着刺骨的寒意。小孟有点焦躁，他看见一辆破旧的国产小面包车开过来，停在公共厕所门口。那辆车带给小孟一个希望，但随着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小孟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他看着那个男人向出口处这里走来，男人手里举着的牌子越来越清楚，上面写着：第二教育招待所。服务周到。设施一流。价格便宜。教师优惠。小孟东张西望的时候听见好几个揽客的妇女向他急切地宣传什么，他不搭理她们，他没有必要搭理她们。即使今天没地方可去，他也不想随随便便地投宿到一个陌生的低档旅社去。
小孟避开了一个妇女的纠缠，转过脸看着广场上的大广告牌，广告牌上仍然保留着夏天的内容，一个衣着暴露面容靓丽的少女手握一瓶饮料，微笑着看着路人，广告词更是夏季风味的：喝了透心凉。小孟不由得笑了笑，这时他注意到那个从面包车上下来的男人，他也在笑，他微笑着对小孟摇晃着手上的牌子，用眼神示意小孟，让他看那块牌子。小孟摇头，说，我不是教师。那个人还是不说话，他突然把牌子反转过来，牌子的另一面内容原来是不一样的：应有尽有，舒适到家。
彩电空调。桑拿按摩。
小孟觉得那个男人面熟，尤其是他看上去有点僵硬的微笑，小孟专注地盯了他一眼，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些奇怪的词语：大气。压力。小孟现在确信他是中学时代的物理教师。他想叫他，但小孟只是张了张嘴。他忘了他的姓名了。也许姓柴，也许姓蔡，也许都不是，小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想起来的是物理教师的绰号：柴油。小孟有点发窘，他的神色无疑让对方察觉到了某种希望，柴油——我们暂且这么称呼他——突然向小孟挤了挤眼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