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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夕阳西斜，夕阳摸到了父亲苍老的脸，一鸣第一次感受到时光机器对人的铣刨和漂染，他心中升起某种莫名的温情，因此一鸣扶着父亲瘦削的双肩，在黄昏薄暮中，在他从小生长的家里站立了很久。
就像所有青年男子一样，一鸣的心紧跟着恋人的心，一鸣的脚步也紧跟着恋人远离家门。新婚旅行的目的地是一鸣以前想去而未去的西双版纳森林。一鸣和修兰从厦门出发前往云南，就在他们登上火车的时候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修兰的家中。电报是从一鸣家里打来的，电报内容恰恰是所有人最害怕的那种：父病危，速归。
但是一鸣和修兰已经登上了火车，修兰的母亲拿着电报冲进站台时火车已经远去，她只好返身来到邮局给一鸣家里回了份电报，修兰的母亲是个语文教师，因此她拟定的回电内容也显得言简意赅：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和修兰在西双版纳度过了真正的蜜月，一切都浪漫而富有诗意，只是在夜晚修兰常常发现一鸣的脚乱踢乱蹬，修兰有一次就对一鸣说，我恨死你的脚了，夜里睡觉老是乱踢乱蹬的，下次再这样我就用绳子把你的脚捆起来。一鸣不由得看着他的双脚出神，他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做梦，大概是梦见我父亲拿着绳子，他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一鸣不知道父亲的事情，也不知道父亲在脑溢血的情况下又转危为安了。一个月后一鸣回到家中，看见家里的每扇门窗都贴春双喜剪纸，所有的墙壁都粉刷过了，所有的旧家俱都油漆过了，而新家俱都在一鸡的房间里摆放得有条不紊。一鸣的两个妹妹都在家里忙碌着，但她们只是用谴责的眼神扫视着一鸣和他的行囊，一鸣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他推开父亲的房门，看见父亲坐在床上，父亲枯瘦的脸上有一种灿烂的微笑一掠而过。
你还是回来了，父亲说，你还知道有个家。
回来啦。修兰明天就到，一鸣说。
随便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都行，父亲说。
你又病了吗？一鸣走近父亲的床边。
什么叫又病了？好像我老在给你添麻烦？父亲表情又归于漠然，他说，天有不测风云，可我这里什么都安排好的，该病就病了，该死就死厂，我会挑时间挑地点，不会给你添麻烦，一鸣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这么说话。
一鸣后来从妹妹手里接过了那封电报。一鸣已在途中。他念出了声音。一鸣念那封电报时觉得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打在心上，刹那间他对父亲乃至整个生活充满了负疚之情。
一鸣的妹妹说，你把电报撕了吧，别让父亲看见它，他一看见它就伤心。
我把它收起来。一鸣小心地折叠好那份电报，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然后他站在父亲的房门口沉默了很久。一鸣的整个青年时代似乎就是在这片刻的沉默中重归家门，最后他严肃地对两个妹妹说，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让父亲伤心了。
我们知道一鸣信守了他的诺言。一鸣后来真的成了他父亲的好儿子。一鸣和修兰就在我们这里居住和工作，他们的家离一鸣的父亲只有三条街的距离，一鸣常常穿过这三条街到父亲那里去，有时去为他做饭，有时陪他下棋，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陪他在寂静的黄昏中坐着，只是坐着。
就那么坐在父亲身边。有一天一鸣看见父亲的脚后跟在地上磨蹭着，他的整个仰坐在藤椅里的身体似乎也躁动起来，一鸣下意识地去抓桌上的药瓶。但他听见父亲说，不，不是血压，是鞋底下沾着什么东西。
一鸣蹲下来看父亲的鞋底，果然沾着东西，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一明说，没什么，是一张纸，我来把它拿掉。
不用你拿，我自己来。父亲说着把膝盖慢慢抬高，右手慢慢地伸向鞋底，他抓住了那张纸。是什么纸？上面写着什么字？父亲戴上了老花眼镜凑近了那张纸，是份电报，父亲说，我想起来了，是那份电报，说你已经走了，走了。
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也已经看清了那份电报，他觉得奇怪的是它早被藏起来了，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怎么又恰恰被父亲踩在了鞋底下。但一鸣来不及细想了，他看见父亲的手指突然松开了那份电报纸，父亲的身体突然歪倒在他的臂弯里。
一鸣的父亲最后死在一鸣的怀抱里。
一鸣记得他看见父亲的亡灵，父亲的亡灵年轻而健壮，他抓着一根绳子朝一鸣走过来，他说，别害伯，儿子，现在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把你的脚捆起来。
表姐站在我们家的镜子前，镜子里映现出一个城市女孩矜持而散淡的面容，你说不清那张脸是美丽还是丑陋，表姐有着一双小镇人最推崇的乌黑的大眼睛，还有接近于传说中的樱桃小嘴那样的……嘴，但是不知怎么搞的，表姐的整个脸部都长满了暗红色的粉刺。
我看见表姐贴近了那面镜子，她用双手捂住脸，对着自己的影子研究着什么，突然芜尔一笑，我知道女孩子们都喜欢在镜子前搔首弄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表姐不一样，她在镜子里的表情像梅雨季节的天空一样变幻无常，我觉得她的微笑只是为了给哭泣作准备，她竖起右手食指在脸上指指点点，很快一切都不对劲了，她朝镜子呸地啐了一口，然后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了。
不管表姐对我们的小镇抱有什么样的偏见，镇上的人们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上他们对每一个来自城市的客人都怀有盲目的热情。那年春天当表姐手执一只蝶形风筝走过镇中心的砖塔时，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她看，看她蒙住大半张脸的白口罩，看她身上的那件仿水貂皮大衣。你知道，我们小镇的生活，世世代代都是朴素务实的，口罩和皮毛制品在我们眼中代表着时髦和奢华。而我因为像一个忠实的卫兵紧随表姐前后，几个妒火中烧的男孩突然从砖塔后面冲出来，向我发起了一场袭击：他们抢走了我的军帽，他们把我的军帽扔来扔去的。这是对我的污辱，我知道它的根子在哪里，我并不指望表姐帮我干什么。但是在夺回军帽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扭过头朝她那儿看了几眼，不知为什么，表姐当时的姿态和眼神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表姐无动于衷，她的乌黑的眼睛在口罩上方漠然地注视着我，还有我的那些敌人，我看见她一只手握着蝶形风筝，另一只手抓着线筒，她的眉毛拧弯了，这是厌烦的表现，我不知道她是厌烦我还是厌烦我的敌人，反正我记得她皱了皱眉头。后来她对我说，你们怎么这样？这句不咸不淡的话是表姐对帽子事件的唯一的评论，我不知道表姐是在谴责谁，但我想是他们抢了我的军帽，表姐总不该谴责我吧？
我们准备去油菜地里放风筝，那是我们小镇生活中唯一让表姐赞赏的部分。我们穿越小镇北端羊肠般的小街，一个妇女突然从房子里窜出来，一把抓住了表姐身上的仿水貂皮大衣，问，你这皮衣在哪儿买的？受惊的表姐闪躲到一边，她不说话，而我把那个愚蠢的妇女狠狠地抢白了一顿，我说，在哪儿买的？东京，告诉你你也去不了，你去得了也买不起！那妇女缩回到门洞里，讪讪地说，我以为是在县城买的呢。东津？东津县可够远的。
你们怎么这样？表姐的声音从口罩后面慢慢地钻出来，我仍然不知道她在责怪谁，我想我有义务保护她的大衣，要是谁都来抓几下摸几下，大衣上的银色灰色的毛毛不就会掉光了吗？
镇外的油菜地已经开花了，你可以想像一个城市女孩面对油菜花、蝴蝶和池塘，迎面吹来的风带有新土草芽的清香，你想想她会多么的忸怩作态或滥于抒情。表姐不是那种女孩，她不说话，但我看见她摘下了口罩，对着春天的乡野景色露出了赞许的微笑。阳光现在率直地投在表姐的脸上，也照亮了她脸上所有暗红或褐色的粉刺，不知为什么，当我第一次在野外的阳光下看见那些粉刺，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隐秘的欣喜。那时我还不懂得掩饰自己，因此突然低下头嘻笑起来，我听见表姐在说，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我不敢抬头，拿起风筝胡乱比划了几下说，谁笑了？我准备放风筝啦，我不知道表姐为什么对我的嘻笑不依不饶，她走过来抓住我的风筝说，你笑什么？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不准放风筝。
我觉得这种不依不饶的脾气使表姐变得很讨厌，她一定猜到我在笑什么了，否则她的脸色不会这么揩怒。我站在油菜地边张口结舌，粉、刺，这两个字差点就脱口而出了，恰好在这时我们身后的上路上响起了自行车的铃挡声，我回过头，看见铁匠老秦的三个女儿挤在一辆自行车上，棉花骑着车，瘦小如猴的稻子和玉米一个坐在车杠上，一个坐在后架上，她们都侧过脸直勾勾地盯着表姐，自行车便摇摇晃晃地朝路边的柳树撞过去了。
表姐惊叫了一声，但余音未落棉花她们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棉花伸手在膝盖上拍打了几下，仰起脸朝我笑着说，你们家的亲戚呀？我没有搭腔，我就不愿意跟铁匠老秦家的人说话，况且说的又是废话，棉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她又羞答答地望着表姐说，你是他家的亲戚呀？表姐点了点头，在陌生人面前她又端出了一张矜持冷淡的面孔，但我发现她的眼光像朝鲜电影里的女特务一样鬼鬼祟祟的，她似乎很想研究棉花的脸，而天生的傲慢又阻止了这种欲念，因此表姐的眼光真的就像女特务一样鬼鬼祟祟的。
我不知道棉花那张红仆扑胖乎乎的脸有什么值得多看一眼的，男孩子通常称它为柿子脸，我问表姐，还放下放风筝？她说，等一会儿放。这么说着她的眼睛又朝棉花的柿子脸瞟了一下。棉花就趁机又说了句废话，你们放风筝呀？
稻子和玉米当时站在一边，痴痴地望着表姐，稻子把肮脏的小手含在嘴里，但我知道那个泥猴似的小女孩会对表姐有所企图，未出我的预料，稻子突然吐出了她的小手，那只小手伸向表姐的仿水貂皮大衣，揪住了一络灰白色的纤维，稻子大叫道，你怎么把老虎皮穿在身上呢？玉米跟在后面拉住稻子的手，老虎皮不能穿，这是豹子的皮，玉米一边纠正稻子，她的手也很不老实地在表姐的大衣上摸了一把，玉米还假充世故地问，都春天了，你穿着豹子皮不嫌热吗？
表姐没有理睬她们，你能看出来她很讨厌两个小女孩乱摸乱抓的，但她只是顺手在她们摸过的地方扮了几下，表姐没说什么，是棉花冲上来给妹妹们一人一记巴掌，棉花对表姐说，没弄坏你的衣服吧？表姐摇了摇头，棉花站在那儿，扭了扭身子，又说，要是弄坏了你的衣服，我们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