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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玲在医院里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诊断是严重脑震荡。我听猫头说宝玲在医院里躺了三天三夜才醒来，宝玲一醒酒桶就抓着她的手呜呜地哭起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酒桶也是个人，他要是无动于衷就太、太那个了。我父亲担心酒桶在宝玲的病床边会不会也喝上几口，我想酒桶要真那样就太、太不是人了。让我奇怪的是猫头对宝玲病情的新说法，他口口声声说宝玲不是普通的脑震荡，是一种人们没听说过的特殊的脑震荡。
我当然要追问猫头，她的脑震荡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呢？猫头带着狡黠的表情说，告诉你你又不信的．她的脑子像是换过了，她换了个脑子。我认为猫头又开始吹牛了，我当然不相信有什么换了脑的脑震荡。猫头见我不相信自己就急了，他指天发誓说，骗你是狗，宝玲一醒过来就换了个人似的，她张嘴就骂人呀，骂酒桶是狗鸡巴，狗鸡巴，猫头说到这儿咯咯笑了一通，捂着肚子说，狗鸡巴，这种脏话，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的？
我也只不住笑了，但我很难去想像宝玲口吐脏话时会是什么样子。
她不光骂酒桶，什么人她都骂呀，猫头说，护士给她打针，她骂人家是杀人犯，她还骂我外婆是白骨精，骂我外公是老乌龟，我妈也让她骂了，骂得很难听，猫头最后悻悻地说，我操她妈的，那天我好心去给她送饭，她一见我就骂猴子鸡巴，操，一个女人张嘴就骂脏话，这算怎么会事？
如果不是我母亲去医院探访宝玲，我对所谓的特殊性脑震荡还是半信半疑的。那天我母亲带着两罐麦乳精和一筐桔子去医院，去了没多久就回来了，我看见母亲坐在门槛上大声喘气，脸色阴郁而愤怒，半天才说出话来，我跑医院去是自作自受呀，我母亲说，那个宝玲，那个宝玲她现在一张嘴就骂人，她骂我是老巫婆，她还说我给她的麦乳精结了块，说那筐桔子是削价处理的便宜货！我父亲上前安慰道，别生她的气了，宝玲的脑子肯定是出毛病了，我母亲稍稍镇静了些，过了一会儿她想起什么，说，不对，你要说她脑子出毛病也不对，她骂别人就是不骂她女儿，她女儿在旁边坐着呢，宝玲还是叫她心肝心肝的，宝玲还在给她女儿织毛衣呢，织元宝针，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针法比谁都清楚，脑子哪像有什么病？
宝玲竟然也辱骂了我母亲，这使我们家人都有点愤怒，但我们确实难以想像宝玲恶语伤人的事实，正如我们难以想像酒桶不再喝酒一样。
让酒桶不再喝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出了那件事以后酒桶收敛了许多，他每天只喝一小杯酒，一边喝一边提防着宝玲带来的女儿，他对女孩说，你可别去学那些奸细，别告诉你妈，要不你就没有煮鸡蛋吃了。
也不知道女孩最后有没有告诉宝玲，我记得宝玲出院的第一天威风凛凛地站在家门口砸酒瓶，宝玲出院后面色红润光亮，看上去白白胖胖的，我看见白白胖胖的室玲在砸酒瓶，宝玲一边砸酒瓶一边破口大骂，酒桶，酒鬼，杂种，猪秽、狗鸡巴，我看你再敢喝酒，再喝我就剪了你的狗鸡巴塞进你的狗嘴，看你怎么喝酒！
宝玲英姿飒爽，满嘴污言秽语，在场的所有邻居都目瞪口呆。那天杂货店的来娣正好路过，她一直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观赏着宝玲的一举一动，但宝玲突然把愤怒而明亮的目光对准了来娣，母狗，贱货，别躲在那儿笑呀，宝玲向来娣招着手，你也嫁过这狗鸡巴，帮我来砸一个酒瓶呀。
我们知道来娣不是好惹的女人，但那天她大概是被宝玲非凡的气势制服了，她甚至没有还嘴，慌慌张张地从人群中逃走了。
大约半条香椿树街的人都聚集到蒋家门前，兴致勃勃地看宝玲砸酒瓶，偶尔会有玻璃碎片溅到街对面，有些人便怪叫着原地跳起来，也有人天生喜欢在这种事情上吹风煽火，不知是谁跑到浴室把酒桶从热水池里拉起来了，后来我们看见酒桶一路飞跑着过来了。
酒桶当时穿着灰色棉毛杉和白色棉毛裤，脚上穿着一只拖鞋和一只皮鞋，脖子上的肥皂沫还清晰可见，远远望着酒桶时觉得他怒发冲冠，等跑近了就发现酒桶的脸上其实是一种迷茫的表情，他张大嘴巴看着宝玲，他说，我操，翻了天了，翻了天了，人们以为酒桶会再次拿起他的皮鞭，但酒桶像个木桩一样站在那儿，张大嘴巴看着宝玲，他的湿头发还在往下滴水，他的神色越来越委顿，有人居心叵测地捅了捅酒桶说，酒桶你怎么啦？酒桶很尴尬地咧嘴笑了笑，你们听她骂的那些脏话，酒桶摇着头说，肯定是我喝醉时的脏话，怎么让她学去了？一个女人骂这些脏话，多难听。
我们一直等待着酒桶作出适当的反应，后来宝玲就从一只废弃的煤炉里拎出了那瓶粮食白酒，宝玲横眉立目地举起酒瓶，说时迟那时快，酒桶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宝玲，准确地说是抱住了那瓶酒，我们终于听见了酒桶愤怒的声音：瓶里有酒，粮食白酒，那都是粮食酿出来的酒啊！
然后我便听见了邻居们快乐的笑声，还有人噼哩啪啦鼓起掌来。
作为蒋家的近邻，我们难以相信宝玲摇身一变成为悍妇的事实，但那恰恰已经是一个人人能够证实的事实了。现在我们常常在清晨或深夜听见宝玲叱骂酒桶的声音，尽管我们不想听，那些杀气腾腾的污言秽语还是呼呼地灌进你的耳朵，剔除某些不宜复述的脏话，我们可以知道宝玲把酒桶从被窝里拖出来了，我们知道宝玲不准酒桶进她的被窝，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许多外人不该知道的家庭隐私。
英俊的酒桶日见憔悴，有一天他到杂货店打酒，来娣觉得很奇怪，因为以前都是宝玲来打酒的，来娣朝酒桶多着了几眼，酒桶就有点心虚，他拎着酒瓶匆匆逃出去，边跑边说，看什么看？又不是我一个人喝。
酒桶说的其实是真话，那些酒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喝的。我们曾经多次隔窗看见蒋家的饭桌，桌上放着一瓶粮食白酒，桌前坐着一对面红耳赤的夫妇，一个当然是酒桶，另一个就是酒桶的妻子宝玲。他们夫妇同桌共酌的时候也是家里最安静祥和的时候。猫头有一次让我猜宝玲的酒量，我还没说什么，猫头自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八两，她能喝八两白酒呀！
两个厨子杀鸡宰羊的忙了一整天了。从顺福楼请来的厨子脸孔白里透红，身架又高又胖，手脚却麻利，说话的声音也响如爆竹。另一个厨子看上去不怎么像一个厨子，且不说他的黑黑瘦瘦腌菜似的脸，他在灶台前始终毛手毛脚的，杀最后一条大青鱼时甚至掏破了鱼胆。
白厨子浇了点醋在青鱼肚子里，怒气冲冲地在水缸里漂那条鱼，他说，早知道你这么笨，还不如我一个人干，老邓说你在德大饭庄干过，我看你是在那儿洗碗扫地的吧？
黑厨子不说话，他只是卑琐地赔着笑脸，垂着手站在旁边看白厨子洗鱼肚。
白厨子朝黑厨子翻了个白眼，他说，你站着干嘛？还不快去把那块肉的骨头剔出来？呸，就你这么笨的人，也敢来陈家的宴席做厨子？
黑厨子慌慌张张地从水缸上跳过去，刀在哪儿？他这么问着，立刻意识到不该这么问，扑到桌前抓住了那把刀，他说，刀在这儿呢，我马上把骨头剔出来。
你知道这陈家什么来历？白厨子说，这方圆三百里之内谁也富不过枫杨树陈家，四代盐商，出了一个进士，三个举人，虽然陈老先生一辈子呆在镇上，可两个儿子还是出息，一个在县府做副县长，一个在军队里是少校营长呀。
黑厨子说，我知道他家富，光是猪肉就腌了三大缸呢，这么多肉够我们家吃一辈子了。
你就知道肉，陈老先生不稀罕肉，他爱吃鱼，他最爱吃我们顺福楼的红烧划水，要不怎么就点我名上这儿来做宴席呢？白厨子把那条涮洗过的青鱼拎在手上，他用手指在鱼肉上蘸了蘸，然后伸到黑厨子嘴边，对他说，你尝一尝鱼肉，看还苦不苦，要还苦就麻烦了，一盆红烧划水装九条鱼尾，讨吉利的，陈老先生过寿辰讲究的就是吉利，八尾鱼端上去他肯定要骂人的。
黑厨子诚惶诚恐地瞪着那条鱼，他说，我不敢尝，还是你来尝吧。
有什么敢不敢的？是生鱼，做好了我还不让你尝呢。白厨子把那根手指塞到黑厨子嘴里，他说，我整天都在剔鱼片烧划水，可我就是尝不得生鱼的腥味。
黑厨子任凭白厨子把手指塞进他的嘴，他舔了舔那根手指，咽了口唾沫说，不苦，就是有点腥。
不苦就好。白厨子松了一口气，转过去把鱼放在案板上，突然想起什么，又把鱼拎高了对准黑厨子的脸，不行，那么尝我还不放心，白厨子说，你干脆在鱼尾那儿尝一尝，万一苦胆汁渗到尾巴上去就麻烦了。
黑厨子犹豫着，看看白厨子的脸色，又看了看面前的那条鱼，我尝，反正我不怕腥，黑厨子短促地笑了一声，然后吐出舌头在大青鱼的尾巴上舔了两下，不苦，尾巴上也不苦，黑厨子对白厨子露出一张灿烂的笑脸，他说，一点也不苦，就是有点腥。腥得厉害，鱼尾巴怎么这么腥？
白厨子再次把鱼扔到案板上去，回过头瞪了黑厨子一眼，你尽说废话，白厨子说，鱼尾巴不腥什么腥？可等会儿红烧划水做好了，那腥味就没有了，那香味就出来啦。
黑厨子在给一大块猪肉剔骨头时干得异常认真，一边剔着骨头一边咽着唾沫，他很害怕白厨子听见他喉咙里咽唾沫的声音，他想忍住，但因饥饿引起的唾沫像潮起潮落，他无法停止自己饥饿的声音。
你不要再剔了，白厨子说，你他妈的怎么这样笨，剔根骨头要这么长时间，这样下去八点钟也开不了席。
还有肉剔不下来，这么一长条肉粘在骨头上，太可惜了，黑厨子说。
你以为陈家在乎这点肉屑子？嘁，一长条肉，一长条肉！白厨子上来把那根大肉骨头夺过去，往装垃圾的箩筐里一扔，他说，我看你什么也干不好，给我去剥大葱吧！
黑厨子顺从地走到屋角去剥大葱，他蹲在那儿剥大葱，目光却还留恋着垃圾堆里的那根肉骨头，还有一长条肉没剔下来呢，他轻声嘀咕着，剥葱的动作显得三心二意的。
我上了老邓的当，他还说你在德大饭庄做过红案，你算什么狗屁红案？白厨子说，我今天是要累死半条命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自己找个红案师傅来。
我手脚是笨了点，可我不要工钱。黑厨子嗫嚅道，说好了的，只要管我一顿饱饭。
一顿饱饭，嘁，一顿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