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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离婚。离婚。
很好。女记者飞快地写下一些字，然后她抬起头赞赏他说，你的回答虽然简单，但是与众不同。
杨泊已经站了起来。杨泊一脚踢翻了走廊上的废纸篓，又追上去再踢一脚。狗屁。杨泊突然转过身对女记者喊叫，什么离婚面面观，什么离婚指南，全是自作聪明的狗屁文章，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离婚，离婚就是死，离婚就是生，你们懂吗？
这次一厢情愿的采访激起了杨泊悲愤的情绪，杨泊沉浸其中，在起草公司年度总结的文章中，也自作主张地抨击了公司职员们的种种品格缺陷。他认为职员们自甘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却喜欢窥测别人的隐私，甚至扰乱别人的生活秩序。杨泊伏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抨击的对象扩展到公司以外的整个国民心态，他发现这份总结已经离题千里，但他抑制不住喷泉般的思想，他想一吐为快，最后他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比方，使文章的结尾言归正传。杨泊的总结结尾写道：一个企事业单位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好是早日解体以待重新组建，死亡过后就是新生！
杨泊把总结报告交到经理手中，心中有一种满足而轻松的感觉。这样的心情，直保持到下午5点钟，5点钟杨泊走出公司的大楼，传达室的收发员交给他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没有落款，一看笔迹无疑是俞琼的，今天是元月5号，算一算离立春还有多少天？杨泊读了两遍，突然想到上次俞琼给他规定的离婚期限，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收发员观察着杨泊的反应，指着明信片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杨泊好像猛地被惊醒，他对收发员怒目而视，什么什么意思？你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我可以上法院告你读职，杨泊说着将明信片撕成两半，再撕成四份，一把扔到收发员的脸上，什么意思你慢慢琢磨去吧。杨泊温怒地走出公司的大铁门，走了几步又折身回到传达室的窗前，他看了看处于尴尬中的收发员，声音有点发颤，对不起，杨泊说，我最近脾气很坏，我不知这是怎么了，总是想骂人，总是很激动。收发员接受了杨泊真诚的道歉。收发员一边整理着桌上的信件一边说，没什么，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知道离婚是件麻烦事。
连续五天，杨泊都收到了俞琼寄来的明信片。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日期在一天天地变更。到了第六天杨泊终于忍不住跑到了俞琼的集体宿舍里。恰巧只有俞琼一个人，但她顶着门不让杨泊进去。
我现在不想见你。俞琼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推着杨泊的身体，我说过我们要到春天再见，那些明信片你收到了吗？
你寄来的不是明信片，简直是地狱的请柬。
那是我的艺术。我喜欢别出心裁。你是不是害怕啦？
请你别再寄了。杨泊拼命想从门缝里挤进去，他的肩膀现在正好紧紧地卡在门缝中，杨泊说，别再寄了，你有时候跟朱芸一样令我恐惧。
我要寄。我要一直寄到春天，寄到你离婚为止。俞琼死死地顶着门，而且熟练地踩住杨泊的一只脚，阻止他的闯入。俞琼脸上的表情既像是撒娇更像是一种示威。
让我进来，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杨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想去抓俞琼的手，结果被俞琼用扫帚打了一记。杨泊只好缩回手继续撑住门，你不觉得你太残忍吗？杨泊说，你选择了错误的方式，过于性急只能导致失败，她昨天差点自缢而死，她也许真的想用死亡来报复，那不是我的目的，所以请你别再催我，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给了你一年时间，难道还不够？
可是你知道目前的情况，假如她真的死了，你我都会良心不安的。我们谁也不想担当凶手的罪名。一年时间不够，为什么不能是两年三年呢？
我没这份耐心。俞琼突然尖声喊叫起来，然后她顺势撞上了摇晃的门，将杨泊关在门外。杨泊听见她在里面摔碎了什么东西。恶心，她的喊叫声仍然清晰地传到杨泊的耳中，我讨厌你的伪君子腔调，我讨厌你的虚伪的良心，你现在害怕了，你现在不想离婚了？不想离婚你就滚吧，滚回去，永远别来找我。
你在说些什么？你完全误解了我说的话。杨泊颓丧万分地坐到地上，一只手仍然固执地敲着身后的门，康德、尼采、马克思，你们帮帮我，帮我把话讲清楚吧。
恶心。俞琼又在宿舍里喊叫起来，你现在让我恶心透了。我怎么会爱上了你？我真是瞎了眼啦！
冬天以来杨泊的性生活一直很不正常。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感到一阵难耐的冲动，杨泊在黑暗中辗转反侧，心里充满了对自己肉体的虔视和怨患。借越窗而入的一缕月光能看见铁床另一侧的朱芸，朱芸头发蓬乱，胳膊紧紧地搂着中间的孩子，即使在睡梦中她也保持了阴郁的神经质的表情。杨泊深深地叹着气，听闹钟滴嗒滴嗒送走午夜时光。杨泊的思想斗争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像青春期常干的那样，来一次必要的自渎。
杨泊没有发现朱芸已经悄悄地坐了起来，朱芸大概已经在旁边观看了好久，她突然掀掉了杨泊的被子，把杨泊吓了一跳。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杨泊抢回被子盖住，他说，你睡你的觉，这不关你的事。
没想到你这么下流，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不害臊，因为这符合我的道德标准。杨泊的手仍然在被子下面摸索着，我还没完，你要是想看就看吧，我一点也不害臊。
朱芸在黑暗中发愣，过了一会她突然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朱芸一边哭一边重重地倒在床上，杨泊听见她在用最恶毒的话诅咒自己，睡在两人之间的孩子被惊醒了，孩子也扯着嗓子大哭起来。杨泊的情欲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事就是制止母子俩的哭声了，杨泊首先安慰朱芸，别哭了，我不是存心气你。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杨泊说，我真的不是存心气你，请你别误会。
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我不会碰你，假如我碰了你，那才是下流，你明白吗？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你非要说我下流我也没办法。杨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现在想睡了。杨泊最后说，我没有错，至多是妨碍了你的睡眠。也许我该睡到别处去了，我该想想办法，实在找不到住处，火车站的候车室也可以对付。
你休想。朱芸突然叫喊起来，你想就这样逃走？你想把孩子撂给我一个人？你要走也可以，把你儿子一起带走。
杨泊不再说话。杨泊摊开双掌蒙住眼睛，在朱芸的絮叨声中力求进入睡眠状态。除此之外，他还听见窗外悬挂的那块腌肉在风中撞击玻璃的声音，远处隐隐传来夜行火车的汽笛声。每个深夜都如此漫长难捱，现在杨泊对外界的恐惧也包括黑夜来临，黑夜来临你必须睡觉，可是杨泊几乎每夜都会失眠。失眠以后他的眼球就会疼痛难忍。
临近农历春节的时候，南方的江淮流域降下一场大雪。城市的街道和房屋覆盖了一层白茸茸的雪被。老式工房里的孩子们早晨都跑到街上去堆雪人，窗外是一片快乐而稚气的喧闹声。杨泊抱着孩子看了一会儿外面的雪景，忽然想起不久前的北京之行，想起那个雪夜在天安门广场制定的四条离婚规划，如今竟然无一落实。杨泊禁不住嗟叹起来，他深刻地领悟了那条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哲学定律：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泊把儿子送迸了幼儿园。他推着自行车走到秋千架旁边时吃了一惊，他看见俞琼坐在秋千架上，她围着一条红羊毛围巾，戴了口罩，只露出那双深陷的乌黑的眼睛，直直地盯住杨泊看。她的头上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杨泊迎了上去，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俞琼，你跑到这儿来等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让你看看这个。俞琼突然拉掉了脸上的口罩，俞琼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抓痕，它们是暗红色的，有两道伤线切口很深，像是被什么利器划破的。你好好看看我的脸，俞琼的嘴唇哆嗦着，她美丽的容貌现在显得不伦不类，俞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凄凉，她说，你还装糊涂？你还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是她干的？杨泊抓住秋干绳，痛苦地低下了头，她怎么会找到你的？她从来没见过你。
正要问你呢。俞琼厉声说着从秋干架上跳下来。她一边掸着衣服上的雪片，一边审视着杨泊，是你搞的鬼，杨泊、是你唆使她来的，你想以此表明你的悔改之意。杨泊，我没猜错吧。
你疯了。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没想到她会把仇恨转移到你身上。她也疯了，我们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我来是为了交给你这个发夹。俞琼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她抓住杨泊的手，将发夹塞在他手里，拿住它，你就用这个证明你的清白。
什么意思？杨泊看了看手里的发夹，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我发夹？
她就用它在我脸上乱抓乱划的，我数过了，一共有九道伤。俞琼的目光冰冷而专制地逼视着杨泊。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要你去划她的脸，就用这只发夹，就要九道伤，少一道也不行。我晚上会去你家做客，我会去检查她的脸，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清白。
你真的疯了。你们真的都疯了。我还没疯你们却先疯了。杨泊跺着脚突然大吼起来。他看见幼儿园的窗玻璃后面重叠了好多孩子的脸，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他们好奇地朝这边张望着。有个保育员站在滑梯边对他喊，你们怎么跑到幼儿园来吵架？你们快回家吵去吧．杨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骑上车像逃一样冲出了幼儿园的栅栏门，他听见俞琼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叫：别忘了我说的话，我说到做到，晚上我要去你家。
杨泊记不清枯坐办公室的这天是怎么过去的。他记得同事们在他周围谈论今冬的这场大雪，谈论天气、农情和中央高层的内幕，而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紧紧地握住那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他下意识试了试发夹两端的锋刃，无疑这是一种极其女性化的凶器。杨泊根本不想使用它。杨泊觉得俞琼颐指气使的态度是愚蠢而可笑的，她没有权利命令他干他不想干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晚上将会出现的可怕场面。想到俞琼那张伤痕累累的脸，想到她在秋千架下的邪恶而凶残的目光，杨泊有点心灰意懒，他痛感以前对俞琼的了解是片面的，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