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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昂中学执教期间，西蒙娜·德·波伏瓦发现自己所置身的这个社会处处对自己充满敌意。基于对社会的不满，她开始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她认为这个社会充满了偏见和不公正，需要进行改造。但正如萨特向她指出的那样，她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不是她所属的阶级的斗争方式。而知识分子唯有保持自由，才能免于被社会异化。在与萨特的反复探讨中，她不断地回味着这一思想，始终思考着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社会对抗，并且渐渐地对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的形象有了加深的理解。是的，最可贵的是自由，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只有这种精神的自由和独立，才能使他们超越一定的社会准则之上而不受其支配。而这不正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本人所坚持的一贯作风吗？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超凡脱俗、我行我素，使她拒绝按照社会的意志，公众的舆论改变自己。而一旦她把这种个『性』带进了生活中，不仅引起了卢昂贞德中学同事们对她的非议和疏远，而且也引起了萨特对她的忧虑。一次，西蒙娜·德·波伏瓦穿着一双『露』出一个大洞的长袜与萨特去一家豪华饭店吃饭。萨特见她衣着随便、马虎，拒绝陪她前往。西蒙娜向萨特申辩道：别人的看法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然而萨特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西蒙娜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受到了指责。但西蒙娜·德·波伏瓦仍然在生活中，骄傲地我行我素。
波伏瓦在卢昂贞德中学教书期间，萨特离开了勒阿弗尔去德国留学。波伏瓦自从与萨特相识以后，和萨特离多聚少。其间她既要忍受分离的痛苦，又要忍受萨特移情别恋『插』曲的烦恼。1934年萨特在柏林留学时又爱上了一个同事的妻子。波伏瓦闻知此事后，于1934年2月动身去柏林探望萨特。她的到来及时阻止了这场事件的发展。在柏林期间，波伏瓦和萨特对柏林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但此时，德国的纳粹主义势力日益猖獗，萨特和波伏瓦不得不中止在德国的逗留，提前返回了法国。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从德国归来后，继续在各自的中学执教。萨特归国后已不愿为中学教师的职位所束缚，他渴望自由，希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中。他正着手写哲学论文。而波伏瓦在这一期间，既要忙于教学、忙于写作，还要忙于辅导她的一位女学生奥尔加·高萨绮薇茨。
奥尔加是俄罗斯贵族的后裔，大革命时举家流亡法国，后落破于卢昂，故她不得不寄宿于贞德中学。这个美丽的金发少女多愁善感而又倔强易怒，不由引起波伏瓦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共鸣。在发现她有学习哲学的素质后，波伏瓦决定培养她，后经其父母的同意，进而成为奥尔加的监护人。萨特在这期间常从勒阿弗尔来卢昂探望波伏瓦，因此也开始结识了奥尔加，他甚至与波伏瓦一起为奥尔加制订了学业计划，并一起承担了对奥尔加的学习辅导。然而此景不长，随着对奥尔加学业辅导的失败，萨特却对这个热情的少女产生了爱恋。在他不惜一切的『迷』狂般的进攻下，奥尔加与萨特走到了一起。于是西蒙娜、萨特、奥尔加，这一对监护人及其被监护人开始出演了一曲一家三人的三重奏生活，但这种生活到了1936年却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了。恰巧这时波伏瓦奉令调离开卢昂，前往巴黎的莫里哀中学任教。而萨特因不愿被派往里昂的中学，便在拉昂的一所中学找到了教师的职位。就这样，西蒙娜只身又回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莫里哀中学，西蒙娜·德·波伏瓦继续任哲学教师，这是她任职中学教师的第五个年头了。这期间，她曾在法国两所名牌学校任过教。但在莫里哀中学，她仍难逃脱被学生们终日议论的命运。莫里哀中学是巴黎一所具有传统风格的学校，这里的学生已习惯了教师们审慎、稳重的传统形象，因而对这位28岁的，留着冠冕型新发式，而风度优雅的女教师感到惊奇。尤其当学生们听说，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与某个男教师同居而不结婚，只忙于写作而拒绝干家务、下厨房的消息时，他们就对她另眼看待了。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任何新的环境中是从不会在乎公众舆论的。她仍和在马赛、卢昂一样，毫不理睬这些流言蜚语。她在上课时，仍然一贯采用启发式、开放式的方法进行教学，她的教学内容常常超出教材的范围，课堂上，她喜欢旁征博引，喜欢给学生开出一些长长的必读书目。她的课尽管很高深，但却极大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她使学生了解了许多当代文学、当代哲学的思『潮』。
来到巴黎莫里哀中学执教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又回到了从前她所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她在盖得街的罗阿尔·布列塔民族馆租了个房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经常去蒙巴那斯剧院，观看先锋派戏剧。由于早年受父亲乔治的影响，多年来，她亦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对戏剧非常热爱和着『迷』。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西蒙娜的妹妹海莱娜已经成为了先锋派画家。在妹妹的陪同下，她有机会经常出入先锋派画室。回到家乡后，西蒙娜终于找回了往日在蒙巴那斯做姑娘时的生活习惯。在巴黎，人们不像在外省那样，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去看待她，在这里，波伏瓦又找到了她理想中的“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的生活刚刚开始不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平静生活却又被搅『乱』了。奥尔加不顾父母的阻拦，乘火车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她渴望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更渴望独立，为了自谋生路，她先在蒙巴那斯区卖茶水的舞厅里当招待员。波伏瓦试图劝说她谋求一个职业，但被她拒绝。此后波伏瓦再次鼓励她去听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尔的课。终于在波伏瓦的帮助下，奥尔加最后进入了夏尔·迪尔的剧院，成为了一名演员。
这一期间，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波伏瓦也十分忙碌。首先她每周要完成莫里哀中学16课时的教学任务，要定期出席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兰及其情人西蒙娜·约利韦的活动，观看他们剧院的排练。她要应酬与艺术家、名流朋友们的交往，要照顾奥尔加的生活。此外她还不愿放弃享受巴黎这个文化之都现代生活的机会，因此要用许多晚上光顾咖啡馆、剧院、电影院。但是，更重要的是，她还要挤出相当的时间，用于发奋写作上。1938年萨特因发表了《恶心》和《墙》两部作品而在法国名声大振。与此同时，西蒙娜也根据她与萨特、奥尔加三人的特殊经历，也着手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女客》。
1939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6月23日，法国与英国、土耳其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9月法国宣布参战，部长会议颁布了总动员令。萨特必须参军，上前线。西蒙娜在送别了萨特之后，继续留在了巴黎。在战争空气最紧张的阶段，她仍常去蒙巴那斯车站旁的三剑客咖啡馆里写作。当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巴黎时，每个人心中都抹不去死亡的阴影。西蒙娜也常常思忖着自己的处境，但她仍能平静地一如既往地正视着现实。“现在我将置身于战争这种存在中，尽管它对我来说是凶多吉少。”在紧张的战争期间，西蒙娜表现出了从来未有过的镇定和勇敢。她一方面努力地重新寻求自己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借此特殊的环境深入地进行一些人生的思考。白天她写小说、教课、看朋友、到餐馆去吃晚饭、上咖啡馆、进酒吧、去电影院以及参加大家的各种活动。深夜回到那自己的一隅，则握笔沙沙，冷静地注视着和书写着这现实的一切。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西蒙娜·德·波伏瓦始终未离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区，在那里工作着、忙碌着。她没有被战争所吓倒，没有受恐惧感所左右，而这本身就是对这场罪恶战争的最大蔑视。
战争期间，波伏瓦有时也设法弄到通行证，前往前线去看望萨特。他们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尽管战火连绵，他们仍设法频繁通信，甚至在信中继续讨论着他们共同的写作计划。1940年6月，法国军队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出忽意料地攻破了。萨特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进了德军的战俘营。波伏瓦得知此讯后，万分焦急。但后从萨特的来信中，得知萨特也和自己一样，虽然被战争中所发生的意外事件所左右，但从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念。他在集中营中，仍在撰写着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和小说《自由之路》。西蒙娜受萨特顽强的生存意志的鼓励，更加忘我地工作。她每天早晚必坐在多姆咖啡馆里进行写作。1941年3月，萨特因视力欠佳和借口文职人员而获释返回巴黎，回巴黎后，继续在巴斯德中学任教。这次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战争前，萨特是个个人主义者，他认为他自己并不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而二战的经历使萨特突然明白了自己仍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必须干预生活。前线的经历，使萨特对当时巴黎城中弥漫的妥协气氛极度不满，于是他开始与巴黎的抵抗运动组织取得联系。西蒙娜在萨特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抵抗运动组织。她积极协助萨特与“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取得联系。萨特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向法国左翼组织——法国『共产』党靠近，试图与他们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但左翼组织却一直怀疑萨特的获释可能与德军有一定的联系而对萨特的行动持不信任的态度。因此，萨特不得不通过文学创作活动的形式宣传他的抵抗思想。而西蒙娜这时也坚信，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行动。自此，她更加把写作视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1941年至1944年，巴黎被德军占领，全国的政治气候也由此阴暗。沦陷使巴黎人消沉、沮丧。当时的法国市民、知识分子团体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为左翼组织，包括“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组织”以及“法国『共产』党”，他们都憎恨德国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抵抗占领军。另一派被称为右翼组织，主要是第三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亲德分子。他们主张要识时务，要与占领军合作。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主要站在抵抗运动组织一边，主张与占领军对抗到底。而他们的朋友夏尔·迪兰和西蒙娜·约利韦则主张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应该与占领军合作。波伏瓦对自己的朋友竟然在纳粹铁蹄下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和奴颜卑膝深感厌恶和反感。她和萨特一样，实在蔑视这种充斥巴黎的妥协气氛。然而在战争中，朋友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为仇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波伏瓦只是对这两位朋友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昔日高唱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卑躬到纳粹一边深感惊讶。由此，她以往在心目中，对西蒙娜·约利韦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形象”，一下失去了光环。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沦陷期间，仍在莫里哀中学执教。这一期间，奥尔加与波伏瓦、萨特的朋友博斯特结了婚，从而离开了波伏瓦。奥尔加走后，波伏瓦的又一个学生娜塔丽·索罗舍娜又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