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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元四民”对养生学的主要贡献
（一）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
刘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寿夭在于“先天禀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思想。这种“人主性命“说，说明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他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但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他以：“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昭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这种调养之法可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
（二）张子和提倡祛邪扶正
张氏主张用攻法防病治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的主张。他的养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的观点，并指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三）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
李氏认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他说；“人寿应百岁，……其元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而“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说明调养脾胃之气，维护后天之本，是防补衰，延年益寿的一条重要原则。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故合理饮食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是调摄情志保护脾胃。李氏指出：“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元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易伤脾胃功能，因此，须从积极方面调摄，静心寡欲、不妄作劳，以养元气；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东垣防治疾病之立法遣药，处处考虑到脾胃之升降生化机能，用升发阳气之法，注重调补脾胃。东坦以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精辟理论为养生别树一帜，另辟一途，为后世实践所肯定。
（四）朱丹溪强调阴气保养
丹溪力倡“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并一再强调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围绕保阴精，强调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冲和以免升火助湿，节欲保精以息相火妄动，并为此而著《色欲箴》以戒众人。在老年病方面，认为老年阴气暗耗，相火易亢炎为害，故养老大法，总要在于承制相火的亢极。此外，朱氏对防病于未然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论述。
综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学术观点虽异，然崇尚养生则一。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专题各有侧重。所得成果也不尽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后，终于汇集成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和方法的体系。
此外，宋元时期还有不少养生专著，如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及《养生月览》、钱称《摄生月令》、刘词《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延寿第一伸言》、姜悦《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瞿祐《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总之，在这一个时期，涌现出了不少养生学家及养生专著，尤其是金元的学术争鸣，更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宋元时期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的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对老年病学的防治和摄生保健有了突出的发展，形年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医养生学发展至此，其理论渐趋完备，其方法更加丰富。
第五节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阶级提倡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同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在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于中有的弃士为医，有的转儒从医，又有很多医家非常重视实践，勇于创新，先后出现了很多著名养生学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着的撰辑和出版是养生学史的鼎盛时期。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其发展之迅速和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活动亦日益频繁，有养生专著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的也空前增多，这对世界医学和我国的医学和养生学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
一、养生重“命门”和治形宝精说
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如赵献可认为命门真火乃人身之宝，并说：“吾有一譬焉，譬之元霄鳌山之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此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张景岳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景岳全书·传忠录》）的论点，指出：“欲知所以生死者，须察乎阳，亲阳者，察其衰与不衰；欲知所以存亡者，须察乎阴，察阴者，察其坏与不坏，此保生之本法也”。其重视命门，在理论上较赵献可全面。张氏认为阳气阴精之根本皆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府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类经附翼·求证录》），故他特别注重用甘温固本法预防疾病。这对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下，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张景岳还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明确提出养生之要在于治形宝精的主张。张氏所论之形，实指精血而言。他认为形赖精血为养，养精血即所以养形。明确提出：“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类经·摄生类》），指出了节欲保精的重要性。另外，张氏又鲜明地提出了“中年修理”以求振兴的卓越见解。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综合调养发展了养生方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家对于养生理论的认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尽管在精气神的保养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全面综合调理，尤其重视调理方法的研究和阐述。
（一）调养五脏法
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著《寿世青编》一书，在调神、饮食、保精等方面提出了养心说、养肝说、养脾说、养肺说、养肾说、为五脏调养的完善做出了一定贡献。高濂的《遵生八笺》从气功角度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祛、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又对心神调养、四时调摄、起居安乐、饮馔服食及药物保健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极大丰富了调养五脏学说。明末医家汪绮石著《理虚元鉴》，对虚劳病机的阐发、论治的大法，预防的措施都自成体系，主张肺脾肾三脏俱重。他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尤其是对虚劳的项防，提出了六节、七防、四护、三候、二守、三禁的原则，对抗老保健有很大意义。
（二）药饵、饮食保健法
明代开始，药饵学说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万密斋、龚廷贤、李时珍、李梃等医家，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理论上和方药的运用原则和方法上，都有阐发和提高，对医饵养生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做出了贡献。万密斋的《养生四要》指出：“无阳则阴无以长，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用，如五色成文而不乱，五味相济而得和也。凡养生却邪之剂，必热无偏热，寒无偏寒；温无聚温，温多成热，凉无聚凉，凉多成寒。阴则奇之，阳则偶之，得其中和，此制方之大旨也”。这个中和平衡既济的制方原则，对老年的药饵养生有直接指导意义。万氏认为这种保健方法，要从中年开始，未老先防，保健重点在于调补脾肾。同时，还提出了老年用药禁忌。
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主张老年保健用药应“温而不热，清而下寒，久服则坎离既济，阴阳协合，火不炎而神自清，水不滋而精自固，平补之圣药也”。又对老年的药饵摄生强调了两个原则：一是调补脾胃；二是提倡与血肉有情之品，补益气血，填精朴髓，以健身抗老，延年益寿。他首推鹿茸、鹿角，配合人参、地黄、枸杞、二冬、黄柏等制方。
《本草纲目》对于药饵和食养的论述也极为丰富。提供了有关饮食药物养生的丰富资料，书中还收集了很多食疗方法。李时珍推崇东垣脾胃之说，主张老年人应培补元气，调理脾胃，升发清阳，多用温补之剂，以延年益寿。
李梃认为药饵保健，用药宜平和、中和、温和，补虚在于扶培、缓补、调补，反对温热峻补和滥施汗、吐、下等法。李氏又在《医学入门》中指出了药饵养生中食补、峻补、唯补的偏弊，强调了“量体选药”的重要原则。
曹庭栋针对老人脾胃虚弱的特点，重视以粥养胃益寿，在《老老恒言》中编制药粥配方百余首，以“备老年之颐养”，可谓集食养保健粥之大成。
（三）综合调理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保健专书很多，多是强调综合调理，且要简要易行。冷谦撰著的《修龄要旨》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气功与养生保健专书，详细论述了四时起居调摄、四季却病、延年长生、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却病法等，书中多以歌诀形式介绍养生要点及具体方法，易于领会实行。万密斋的《养生四要》，提出了“寡欲、慎动、法时、却病”诸养生原则，对于违反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疾病，皆列有药物救治方法。清代吴师机撰《理瀹骈文》，这是一部物理治疗专书。吴氏提倡膏、药外贴等理疗法，如引嚏、坐药、药浴等。他认为外治之理同内治之理，可以收到与内服汤丸相同的效果。还认为养生保健不能单纯依赖药饵，如果注意调节生活起居，陶冶性情，对降则更有益处。吴氏在外治保健方面为养生开辟了一条新的门径。
三、防病保健强调动静结合
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但动静结合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则在明清时期才进一步明确提出来。李梃在《医学入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