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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时候，我常常对满天闪烁的星星感到好奇和困惑，那时的志向是当一个科学家，特别是天文学家。到了初中，我迷上了美术，对线条、形体和人物的表情感兴趣，记得曾在班上随手画了许多张漫画小人头像，全班同学纷纷来讨要，每人一张，没有相同的。初中毕业后下到了农村，下放的第一天就和两个最要好的知青朋友去到小
河边，给他们每人画了一张很像的肖像速写，这两张速写一直保存了好多年，后来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在乡下我的爱好是知青中普遍流行的看外国小说，什么《斯巴达克思》、《牛虻》、《怎么办》、《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堂·吉诃德》、《高老头》、《死魂灵》、《毁灭》、《士敏土》、《静静的顿河》、《复活》……当时每传来一本，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地看，力争在规定时间内还给物主，或交给其他排队等候的人，看完后时常还热烈地讨论。音乐方面我没有什么天赋，顶多能做到把最普通的音咬准而已，但也很乐于加入几个人即兴的合唱之中，为和声的震人心魄的魔力而陶醉和兴奋。下乡第五年时转向了哲学，开始是强迫性的，为了提高自己、解决思想问题，后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般的哲学通俗读物不过瘾了，就看黑格尔，看康德。但我对文学和美术的爱好始终没有放弃。1974年病退回城后，我在土方队挖地基、修马路，只要看到上好的纯净白胶泥，就带一书包回来，下雨天就在家自己做雕塑。有一段时间经常去附近的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混在那些工农兵学员里画石膏像和人物头像，还结识了一位很不错的高材生老曲，山东汉子。我常想，现在的青少年真可怜，从小就被固定在一个方向上做枯燥的训练，一点课余时间都被电视和电脑游戏搅得一塌糊涂，很少有主动去为自己的兴趣发展设计一个方向的机会。我有时还发现，不少孩子自己都认为他们是不幸的一代，还不如我们那时可以没有顾忌地自己发展自己。
但是，近十几年来，我已放弃了所有的爱好。美术是早就不搞了，看小说也只是偶尔为之，有时甚至是为了写评论才去看某一本小说。曾有人问我有什么业余爱好，我说没有；他说是否有兴趣旅游，我说我现在是到书中去作世界性的旅游。实际上，我依旧保持了很广泛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通常是以思想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的美术兴趣表现在对美学问题的关注中，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对文学中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中，对科学的兴趣表现在对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对政治的兴趣表现在对文化问题的深入中，对人的兴趣表现在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中。所以就此而言，我其实并没有放弃任何爱好，只是这些爱好都转为思想的爱好了。我把一切有点意思的东西、引人注目的东西，都看成是思想。我把与人的交往都看作思想的交往。因此，回顾这二十多年，我都在思想的密林中徜徉，时而穿行于林间小路，时而驻足于林中空地，时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时而拉开距离对它们作整体的欣赏。周围有的是巨大的乔木，那通常都意味着哲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哲学泰斗；有的则是刚出土的幼苗和一岁一枯荣的小草，它们虽然不见得能在历史上留下经久不衰的影响，但也体现了一个时代思想界的盎然生机，未来的思想巨人说不定就产生于其中。这种徜徉，在外人看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毕竟，有多少人愿意到思想的密林中去“隐居”呢？但就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我的一切思考都是与这个人间的世界有密切关系的。我历来把抽象高深的哲学看作是一门最“现实”的学问，它就是我们这个每天发生着无数令人欣喜、令人烦恼、令人惊叹、令人恐怖和令人愤怒的事件的世俗生活的集中表达。只不过，因为觉得就世俗生活的具体问题来谈论这些问题将永远也谈不清楚，我才转向了能够从根本处搞清问题的哲学。当然，哲学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能够轻易搞清楚的，但这并不是我不研究哲学的借口，反而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和思想动力，想要作创造性的开拓，———这与我儿时仰望星空所引发的那种冲动是同一种东西。
然而，我在进行极其抽象的哲学思考和概念辨析的同时，仍然坚信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这些年来，我除了沉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大量时间花在翻译和著书立说上以外，还写下了不少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我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贯彻于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解读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实验场所就是文学，其次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我的文学批评基本上也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化批判是我所选取的一个用哲学介入现实的切入点。迄今为止，我已出版的文学评论和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著作有六部（有三部是已发表的单篇论文的文集）。这些书已逐渐引起了读书界比较广泛的注意。这里所集结的文集应当算是第七部了，它们大部分是一些书评、序跋，还有一些随笔、回忆录和散文。所选书评和序跋虽然大都涉及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和博士论文，但我长期以来为学术著作写书评和序已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必须借此把抽象的议论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所以辑入这本书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选文字一定有与现实历史、特别是与文化批判相关的内容，至于那些专业性强的内容分量不多，保留一点也有形成思想的张力的作用，一般读者当然也可以跳过去不读的。所以本文集大体上可以看作一本哲学随笔和文化随笔集。有的人对“哲学随笔”这一提法很反感，认为哲学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写呢？其实如果不把随笔理解为随便动笔，而是理解为随兴命笔，则尼采、帕斯卡尔都可以看作哲学随笔的大师。我当然不敢与这些伟人相提并论，何况我自知我的长处并不在此，我真正感到得心应手的是进行概念的逻辑分析。但多年来的研究也留下了一些“学术副产品”，这就是这些接近于随笔的书评和序跋等等，它们往往透露了枯燥的学术研究后面的真实的生活信息。如果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对我的哲学立场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对于我来说就是求之不得的了。
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当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虚伪性时，已经不再能够找到现成的人文精神来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了。我们必须自己去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几个聪明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巨变作为基础和触媒的。当前的改革开放向一整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历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本身还不是成系统的人文精神，但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所以当今知识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划脚，用既定的一套观念体系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投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为之开道，并运用自己的所学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据。可惜今天意识到自己这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许多人还把从一个固定基点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横加指责当作自己的责任。
常听人说，我们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即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我们从前是否曾经拥有过丰富深厚的“人文精神”，或至少拥有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我们目前却是实实在在地“堕落”了。随着“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那一代人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年轻一代身上再也难以看到精神或哪怕“伪精神”的痕迹，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教他们什么。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一切教育都成了陈词滥调，一切训导都成了权力的显示，一切“寓教于乐”或审美教育、情感教育都成了不值一哂的骗术。现代青年欣赏的是“酷”，即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处处表现自己的独立性。
但这种“酷”其实是有条件的，它并不真正基于个人的思想深度和性格魅力，而是以一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水平为基础的。至少，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春偶像们必须衣食无忧，否则怎么“酷”得起来？显然，为了“酷”和“扮酷”，年轻人向往着靠钻营和本事（钻营也是一种本事）升官发财，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以便香车豪宅、美女如云、颐指气使、一掷千金。没有本事的则梦想着各种一夜暴富或一夜成名的机会，包括中彩、傍大款、传销、赌博以及各种不法的谋利。当然，最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是一些幸运儿靠天生优势（美貌、歌喉或体魄）在歌坛、影坛、模坛或体坛上大展身手，他（她）们才真正最有资格“扮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十分肤浅甚至幼稚可笑的青春偶像们会得到如此大群少男少女们狂热的崇拜和追捧了。他（她）们崇拜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拙劣的演技球技、嘶哑的嗓门和贫血的歌词，而是自己心中近在咫尺的幻想。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视任何人为“彼可取而代之！”似乎一切都取决于机遇和运气。这是一个“精神动物的王国”。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责怪当代青年的低俗、浅薄和麻木，他们其实表达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当以往那些空洞的豪言壮语和大言不惭都烟消云散之后，这种原生态就以毫无顾忌的赤裸裸的形式崭露出来，并带上了这一代年轻的生命力与“文革”红卫兵的狂热相比丝毫不逊色的劲道。平心而论，我们宁可青年们崇拜港台歌星而不愿他们崇拜政治“大救星”，宁可他们无病呻吟而不希望看到他们有病的“朝气蓬勃”“天天向上”。没有理由指责当代青年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因为这种可追求的理想和精神生活在当代中国还有待于创立。可以预想，这种创立与过去的伪“人文精神”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恰好应当在于，新人文精神不是排斥、取消和否定世俗生活的，而是从世俗生活中提升出来的，不是抹杀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不管这种兴趣爱好多么低俗），而是保护、发展和提高个人素质的。然而，就是这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今天宣扬恢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得不到认同。几千年的思维惯性使他们本能地认为，一谈“人文精神”就必然要向世俗生活开刀，必然是“存天理灭人欲”，必然是“言义不言利”“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甚至不惜借用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 “提升”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无疾而终的原因。这场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的基本思维模式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一贯态度，即要求每个普通人都成为“圣人”或至少是向“圣人”看齐。同一个传统思维模式催发了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