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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而言的；而且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本书的理念、扫除了观念上的障碍之后，事情就会大踏步地前进了。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在于，上述假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思维的定式已经深深渗透在国人的血液中，更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因此我以为，作者的理论设想如果最终还是落实到一种从“代价、成本、速度”来衡量的对策论，那就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实用理性”的框架。从事实上来说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只有超越了实用的考虑，我们才能在实用的方面有长足的进展；但如果我们终究只是为了实用上能有更大的飞跃才超越实用的考虑，那么这种超越就还不是真正的超越（因而也不可能有实用上的真正的飞跃）。
这仿佛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进错了门。我们很难做到把对知识、真理、自由和信仰的追求本身就看作是有绝对价值的，即使完全没有“用”，也愿意为之献身，老庄的“无用”之说只是为了“保身”。而西方人却恰好在那些“无用”的东西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永无止境的追求，认为这才是人性的本质。但我也并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一下子完全摆脱自己的传统，而像西方人那样成为精神追求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终极关怀层面上的中西融合也许需要好几个世纪。但意识到这一差别与对此毫无自觉意识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能最终走出中国当代文化的怪圈，而在于要自觉地进入这一怪圈，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由此形成一种张力和推动力，使我们的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有所推进。
当然，这样做的现实前提是，我们中国人在自由创造能力上其实并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只要我们不是有意地压抑这种创造力，而是将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可以成为使我们恢复自信心的可靠依据。本书的最终立足点正在于此。可以看出，作者尽管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向我们和我们的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尖锐的问题，但却丝毫没有“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的片面性，而是借此对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发出呼吁，特别是致力于激发中国年轻一代的原创力，这种原创力在中国两千年的传统中虽然被掩盖和压制，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固有之血脉”。应当说，本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对新一代“少年中国”的这种自我超越的生命活力的殷切期望之上的。“大学重建”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治国方略，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有一种以人的创造能力和自由生命为基础的世界观，这是由作者长期对大学和中国最有活力的年轻人群体的思索而形成起来的一种哲学。而这就是我十分推重姚国华君此书的原因，相信他的疾呼会对国人迟钝的心灵形成警策，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心态去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魂。
质疑主流观念
敲打百年迷魂
姚国华
有预言家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入世了，大家更翘首期盼与人接轨带来好运！
然而，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深层的命运都由自己内在的文化所掌握（除非奴隶）。我们审视、反省过自己的内心吗？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种文化吗？——它不是一堆空洞的抽象概念，不是一套传统或外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一串苍白的摆设、排场、装饰、宣传与表演，不是一些低俗的娱乐消费，而是国民精神里的信念、理性、情趣、想象力、创造力。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吗？——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的学者，或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现代精英。
我们不敢贸然回答！我们需要从现在起，进行深刻的反省，远程的思索，踏实的建构，自主的创造。
今天，尽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成为口头禅，可人们引进的大多只是吃穿行用产品及生产手段。中国引进技术软件与硬件设备的费用之比，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引进设备与对引进项目进行消化创新的费用之比，竟只是日本的百分之一！在不能带来直接效益的文化、教育、科学领域，中国的投入比重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一项令百所重点大学的知识精英们激动、呼号、奔走、设计、讨论、审议、争吵、期盼了数年的高等教育世纪振兴工程，总投入１１０亿元。仅相当于修１５公里地铁，或建两座机场，或买１５架飞机，或架半座跨海大桥，或建百分之五条京沪高速铁路；相当于全国五年间在电视剧（其中近一半是废品）上的总投入；相当于全国一年公款吃喝花费的百分之一（包括这笔投入中可观的部分）；相当于香港或台湾一所大学三五年的经费，或者某所世界名校一年半的经费。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科学春天”之后，人们清点自己的科技成就时发现，不仅世界领先的项目几乎绝迹了，连国家科技一等奖也如黄河断流，连续四年空缺。新世纪伊始，新设立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只有授给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老人们。是什么力量竟会比万恶的极左思潮还厉害，扼制了中国高科技发展呢？
近两年，在科教兴国的大势之下，这种情况似乎有了改变，高校投入加大——九所名牌大学三年投入就达１２０亿左右。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却更加要命，这就是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在中国的几乎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无业游民张罗卖假文凭的广告，而与此并行的是，在神圣的高等学府，教授们也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卖真文凭。前者只是维持生计，后者则可以购房买车奔小康。
如果人们关注的焦点，只在人的生存环境及体制，而不是人的内在状态。只有针对外部生活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而没有旨在改变人自身的文化战略、教育战略。即便强调文教科技及人才的重要，也只当作服务现实的工具，或者反映生活的影子。
国家文化动力体系的脆弱，民族精神积蕴的匮乏，个人精神空间的狭窄，造成了社会进步的根本障碍——只是以凝固的文化模式（传统或外来）机械复制、被动模仿，其结果是低层次，低价值，无后劲，无活力，没有自主性，没有创造性。
有人看到欧美市场上遍地中国货，便臆想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西方人害怕“黄祸”或者“中国威胁”，提防你、恭维你、麻醉你，让他去就罢了。偏偏有从国外镀金回来并且受惠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们当起真来！朱镕基总理访美时举了的一个实例：一双名鞋，中国制造，美国市场卖１２０美元以上，台湾厂商赚２０美元，大陆打工者得２美元血汗钱。说出来是安慰美国人的，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觉得疼么？经济学家们没看见么？
稍懂一点历史的人便不会得此轻率而滑稽的结论。现代世界的中心是随文化与科技的兴衰而转移的。无论是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还是十六～十八世纪的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以及二十世纪的美国，都是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先导，然后有社会思想与科学理论的兴起，再有制度与技术的创新，最后才有社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
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先理论再实践，先设计再生产，先创作再制作，先创造再复制，先抽象再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象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联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
所以西方现代化是自上而下，从原罪中超越，从禁忌、禁欲、天国、彼岸出发，由精神到物质，通过理性、道德、功利实现生存扩张，这样才有了现代工业文明。今日西方物质消费、技术机器只是末端的表现，根本的支撑在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则是自下而上，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在自然主义里徘徊。在这种背景下复制西方文明，即便造成孤立的经济增长，也不会有生命力与创造力。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从感性经验出发，以直观体验和诗化想象把握现实生活，没有在现实生活之上，人的内心之中，建立抽象的、形而上的、象牙塔的理性世界。只有经世致用的技术和天人合一的艺术，没有实证的、数理的、精确的理论思维和实证科学。国家历来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本位，权力斗争与政权更替总是徘徊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层面。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提亚·森指出：贫穷不只是因为缺乏财富，更是因为制度腐败。
但我更认为，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没有全民族的文化重建，没有教育、科学的全面而深刻的革命，任何经济发展都只能停留在粗制滥造的模仿上，没有后劲，任何制度革新都只是些装点门面的抄袭，不能生根。
我把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的问题，通通放到文化层面上分析，发现其共同的内在症结。我主张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要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思维的转换：由政治－经济二维平面视野，包括政治或经济一维单线视角，转换成文化－政治－经济三维立体视野（可持续发展问题构成第四维），其中文化是主导核心。
文化战略要超越近视、狭隘、肤浅、平庸观念，如经济中心论、市场至上论、体制决定论、文化反映（及反作用）论、教育服务论、科技万能论、简单开放与单向接轨论等，旨在积极地激发、调动、改造（而非保守、炫耀、自慰）内在资源，能动地选择、综合、同化（而非照搬、模仿、异化）外部资源，在自主与接轨的张力中，建构更具生机、更有后劲的社会动力体系。
文教兴国战略的实质内容：一，形成民族内部有凝聚力的基本信念、认知方式、普遍良知及情感认同；二，建立精英群体的成长机制，并树立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权威；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形成社会的内在动力体系，推动经济、政治、法律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和进步。四，以新文明的主人姿态主动、自信、开朗、坦然地走向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
文化是内心的事情，要用心灵来培养。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不能依附于经济体系，或者行政体制。它一旦抛到市场上炒作，或者框入体制内去编织，就会畸形乃至死亡。市场上经营的只是消费文化，是外在于心灵的消费方式。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一旦脱离了文化信念，就只剩下空洞的宣传口号，滋生虚伪的投机表演。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积极变革和重大转折，都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