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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积极变革和重大转折，都是大学、准大学、泛大学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引导的。
这个世纪中国的不幸也在于，在平常年代里几乎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能超越当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需要，摆脱功利主义诱惑和教条主义支配，自主地履行其文化教育使命。
文化战略的立足点在人们心灵上，首先扎根在大学文化土壤里。因为大学是文明的象牙塔。它超越平面的世俗生活，展开深度的反省与创造，从本源上提升生命创造力。只有大学，真正意义的大学，才能超越现实利益的的束缚，站在人类文明的最高处，建构全社会最自由的文化天地，积蕴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
大学是文教兴国的战略轴心，大学文化特区的地位应取代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大学的文化推动与市场的经济推动，分别构成现代进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方向相反而互为补充。只有内外联动，才能启动夹在中间的体制变革。
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全面引导现代进程的文教特区，摆脱目前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外部牵制、内部腐败的困境。需要确立以现代大学为轴心的远程文教战略，恢复、充实、改造所有社会组织的现代文化内涵，形成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
中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但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出于弱势、挨打的内心自卑，以西方模式赶超西方。
西方工业文明正在打破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全部自然平衡，并使地球处于灭绝的危险边缘。因此，人类文化的方向只能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文化。只有在这个高度而不是狭隘的经济赶超，我们才能找到中国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应以内心的自信和行动的从容，建立内在的动力体系，而不是仰仗别人既定的结果。不能像过去一个半世纪那样，跟随西方既定的轨迹走，我们应当有一种基于自我反省的自信，要作为现代文明的超越者、批判者、创造者。唯有这样，中国才能无愧于一个伟大民族的使命，人类也才因为中国而获得拯救。
当代汉语的空洞与混乱，是中国文化失落的典型表征。本书解析一些关键词所包含的陷阱，揭示当代中国思维的局限。
学习：通常是效法、练习、Ｌｅａｒｎ，却不讲研究、Ｓｔｕｄｙ。
思想：通常是特定观点、结论，即Ｔｈｏｕｇｈｔ，而非Ｔｈｉｎｋ。
文化：生活点缀，或既定模式，而不是人们心中的内涵。
教育：知识是主体，人反成受体；只灌输，不启发自我。
科学：源于西方的特殊追求，到中国便打上巫术的烙印。
大学：本是文明进步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服务工具。
人才：这人不是主体，不是目的，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
实践：马克思强调主观性、能动性，通常却只是客观性。
生产力：既然是人的能力，当然是内在文化素养决定的。
知识：不是活生生的智慧，只是它的成果、结晶、尸体。
变革：革命、改革旧体制是前提，但并不等于创造本身。
开放：生命都是保守系统，没有自主的开放，等于瓦解。
解放：文明始于禁忌，只解放而不自制，等于破罐破摔。
进步：没有普遍的社会进程，生命有进化，也会有退化。
法制：西方法制依循普遍法理，中国法制服从特定权威。
国际接轨：单向与外部势力接轨，等于无条件放弃自我。
科教兴国：文教方可并行，没有人文背景，科技无灵魂。
中产阶级：资本家来自清教徒，中国大款却多是西门庆。
经济特区：引进外来文明重要，创造内在文化更为根本。
走出象牙塔：中国的问题是，“象牙塔”根本就没有过。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是有机系统，不是机械结构。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的内核是精神，外壳是物质。
封建：秦始皇就消灭了封建制，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启蒙：西方启蒙原是内在觉醒，中国启蒙则从外部灌输。
现代化：现代人竟要“现代化”，语言逻辑上就说不通。
汉民族：传统汉人淡忘其民族特征，家族性多于民族性。
义利之辨：道德是利益调节方式，并没有超越功利主义。
素质教育：实质就是人文教育（全人教育），过于抽象。
应试教育：实质就是知识教育（唯知教育），过于具象。
又红又专：两者不搭界，道德基于信仰，专业基于素养。
率先现代化：只有物质堆积，ＧＤＰ增长，没有人的自新。
地方领导大学：大学地方化，失去超越性，只死路一条。
文化教育产业化：与政治、法律、国防产业化一样荒唐。
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是探索未知，跟从别人就完了。
二十年赶超西方五十年：搬来人家的木头，却没栽自家的树。
风云因何而起
常听人们说，中国人善于遗忘，不善反思。但从表面现象上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全面的，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忠、奸、善、恶的判断是最分明、最有“定论”（当然，主要是“钦定”）的。远的不说，就拿解放以来中国哲学所经历的风云来看，我手头就保存着一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的小册子《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翻开第一页，赫然进入眼帘的是一条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书中的内容是批判杨献珍解放初期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大跃进”时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无同一性论”、文革前提出的“合二而一论”。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出以人划“线”的“钦定”痕迹，通篇没有理论分析，只有“死敌”、“叛徒”、“罪恶勾当”、“迎头痛击”之类的喧嚣。我在二十多年前读这些文章时就颇感疑惑：不是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吗？这还有没有道理可讲了？由此也就得出一条宝贵的人生经验：道理不是用来搞清问题的，而是用来敲打人的。由此又还生出更大的疑惑，不知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记载都是真有其事呢，还是有许多是为了敲打人（使“乱臣贼子惧”）而编派出来的？
现在又到了一个总结以往的时期了，各种百年回顾、千年回顾层出不穷。由王炯华教授主编的《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则是对半个世纪的思想回顾，书中除了对杨献珍的“三论”从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评定外，还对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哲学思想斗争作了颇为细致和透彻的分析。然而，由于老毛病的缘故，我对这些所谓思想斗争的理论方面并不是很感兴趣，倒是对这些争论的政治背景及书中各章后面所附的专门谈对这些争论的“思考”、“教训”、“启示”等等的段落和小节倍加关注。读了这本书，中国人五十年来在思想上究竟在干些什么可以说跃然纸上，那结论决不是值得乐观的。我们所看到的勿宁说只是一系列的“风云”。至于说是什么“风云”，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说得很明白：“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的说法则是：“汉代杨雄所言‘万物纷纭，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一类‘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圣人标准’在现代中国的重演”。实际上，当书呆子们还在争论那点“道理”的时候，“圣人”早已动了肝火，因为这涉及到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到底谁来当“圣人”的问题。只要想当圣人的不止一个，或者只要圣人心目中总有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风云”（或“灾难”）就注定是不断升级的。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指某个特定的个人而言，而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圣人情结”，倒不一定是想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而只是想争取到某种一言堂的“话语权”，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在中国，话语是一种“权力”，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脱离权力的独立地位。所以，当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话语因权力而受到压制、被打成“毒草”时，我们固然可以因他们的受迫害而寄予同情，但却很难把他们的话语本身看作一种独立的见解（哪怕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而更多地倒是一种失败了的权力话语。这要么是因为他们的话语一开始就的确具有向权力争宠或“争权”的因素，要么是“上面有人”在利用他们的话语在争权，至少是一旦得逞就有利于某些人或有损于某些人。我常想，某种受压的话语若真正掌握了权力，未必会容得了非权力话语的存在。这就是“政治挂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源：话语绝对摆脱不了权力，权力则一定要钳制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局面终于有了突破，可以相对自由地说一点真正是自己的话了。但人们是否真的意识到几十年风云因何而起，这还是个问题。就如本书中，虽然总的来说给人以震聋发聩之感，但也有个别地方像是还在梦中：“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如果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好了，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青年人也就不会盲目地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了。”但万一有“极少数人”仍然（不管是“盲目地”还是“别有用心地”）接受了这类“主义”又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像屡次发生过的那样“再起风云”了。
《思辩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导言
在中国哲学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一种“合一不二”的传统，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为道与为学、内圣与外王等等，都不可分离，偶尔地分也还是立于合，现代的学者们很为此陶醉。但似乎很少有人想过，这种合实质上是一种非常片面的合：人要合于天，知要合于行，学要归于道（道德），内圣是为了外王。这就成就了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政治实用主义的治学态度，缺乏为真理本身而求真理的自由精神。中国人的为学也讲做人、“成人”，但实际上成人的标准并不是人，而是另有标准，这就是自然伦理的“天道”、“天理”，它是不用理性、单凭天生的自然情感即可体悟到的。人们通常把宋明理学的所谓“理”与西方的“理性”混为一谈，我以为这是近代中国哲学的最大误会之一。程朱的“理”或“天理”绝对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直接证悟的。真正的理性主义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即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它要在主体和对象（包括把主体自己重又视为对象）、自由和自然、人与天道和命运之间保持一种距离和张力，不断地从“合一”的倾向中摆脱出来、超越出来。西方人在这种不断超越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