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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年轻人变成了老教授。老教授走上讲台，讲的仍是高迪，讲着讲着，老教授竟盈着泪，说不出话来。他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生们听不下去了，对教授由尊敬变成不屑，一辈子跟在别人后边，能有什么出息？有个学生偷偷溜出教室，买了张机票，来到巴塞罗那，要看看高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学生叫石山修武，当他看到未完工的圣家堂时，感受到的震惊并不比老师少多少。他把圣家堂阐释为被现代主义封印了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废墟与现代连接，而圣家堂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废墟。日本人讲话总是这么悬乎。
时间一晃到了21世纪。当我站到圣家堂前，生不出只有建筑师才有的心灵感应。但是，80多年前的今井健治先生，40多年前的石山修武先生，和今天的我看到的竟是同样的景象——巨大的鹰驾，吊臂。这种相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巧合却让我无法不感到迷失，前世，今生，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这是只有废墟才具有的伟力。这让我相信说话悬乎的日本人有一点说对了，即圣家堂是一座活着的废墟。
既然活着，那就总有完工的一天。我甚至可以想象，这座规模上仅次于意大利圣保罗大教堂的世界第二大教堂一旦完工，它将会凌驾于世间一切。第一场礼拜仪式定将响彻云霄，还有那可容纳2200人的唱诗席，1500个成人，700个小孩，还有七架管风琴伴奏……我甚至已经等不及，只不过前路漫漫，这一切还都遥不可期。
我觉得游记的写法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写自己的故事，就像本文前半段，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这种游记应该在旅途中完成，除非你有超强的记忆力，否则许多细节很快就会模糊。另一种游记是写别人的故事，就像本文的后半段，当然别人的故事还可以演变成艺术的故事，文化的故事，历史的故事。
对于自己的故事，我通常会在从A城到B城的交通工具上把在A城发生的故事写出来。对于别人的故事，则需要旅行回来翻阅大量资料后才能写出来，其实这也延伸了我的旅行。而且我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种查资料写游记再反复修改的过程，我在每篇游记中投入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写任何一篇经济学论文。有时为了查找一个典故的出处会耗费掉一下午时间。
但无论在车上写还是回来写，其实都是在事后去写。我从来不会在旅行过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旅行者的认真不在于记录枯燥无聊的数字和年代，而在于相识相知的那份感动。
在这本书中我会写到许多人的故事。他们或者是伟大的艺术家，或者只是心怀梦想的小人物。我写他们的探索、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一辈子可能只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做得轰轰烈烈。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理想主义者散发出的耀眼光芒，那光芒也将我前方的路途照亮。
在这里还想说一下如何打通自助旅行的语言关，对此我有三点经验：
首先英语一定要好，因为这是唯一通行世界的语言。许多国家在机场、车站、酒店等外国游客云集的地方除了标明本国语言之外，还会用英语作出注释。另外还要有变通能力，就是通过肢体语言来猜测各种夹杂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不过一般来说，跟他们打交道无非就是问路、住宿，只要能把事情办妥，能不能每句都听懂倒也问题不大。另外许多人觉得法国人傲慢，不喜欢讲英语，无法沟通。我有个窍门，就是你先用几句最简单的法语和他搭上话，然后再用英语继续交流，那他就会很乐意帮你忙了，反正我百试不爽。
不过英语纯熟只是基本条件，要想玩得更好，更舒服，最好再浅尝辄止地学几句当地语言。那浅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每种语言只要能听明白说出口四句话就足够。这四句话是：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可千万别小看这简单的四句话，它们占了我们日常生活对话量的一半。
当你问路时，如果首先用对方的语言说一句你好，人家就会觉得亲切，愿意停下来耐心指引；当别人帮你的时候，说一句谢谢，人家就会很高兴；当你不小心妨碍了别人时，说一句对不起，误会就会迎刃而解。当你办完事跟人家道别时，如果大声地说声再见，也一定会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怎么学，去哪里学呢？其实根本不用提前很久学习，只要在去那个国家的交通工具上，比如火车、汽车、飞机。脸皮厚一点儿，主动向坐在你身边的人请教，他们多半会乐意帮助你。因为对于你来说，通过向当地人学习，可以学到比较纯正的语言；对于人家来说，也可以通过帮助一个外国人了解本国语言来打发无聊的乘车时间。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如果把英语比做基本武器，把浅尝辄止地突击学习其他语言比做秘密武器，那自助旅行者的终极武器就是微笑了。千万别小看一张笑脸，它可以让人们从陌生到熟悉，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即使两个人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只要看到对方的笑脸，两个人就会同时想，嗯，他应该能帮上我。好，我乐意帮助他。所以出门在外，如果你的脸上一直挂着真诚的微笑，旅行一定会畅通无阻。后来我在希腊认识了一个韩国朋友，这哥们儿已经一个人走遍了整个欧洲。但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当然更不用说其他语言了。我想他已经掌握了我所谓的终极武器，因为我看到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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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当地才是真正的旅行
2003年 2月安道尔
在比利牛斯山顶的露天酒吧中，我遇到一位阿根廷青年。他身材挺拔，相貌俊朗，正懒洋洋地晒太阳。我以为他也是游客，闲聊后才得知原来他不是游客，就在安道尔工作。他的工作是在一家餐馆当厨师，现在是午后休息时间。
他说要在这里工作三个月，然后换另一个地方，再工作三个月。他已经换过五份工作，算来已经在外面一年多了。他知道中国有一个大沙漠叫塔克拉玛干，他说总有一天要去徒步穿越。
我问他下一站去哪儿？他说还不知道，可能是比尔堡，可能是瓦伦西亚，但绝不是巴黎或者巴塞罗那，他说他不喜欢大城市。
我说给他拍张照片，他同意了。姿势很帅，像他的人一样，逆光但是坚定。
这个偶遇的年轻人让我对旅行有了新的看法。之前，我认为旅行只是吃喝玩乐，之后，我认为旅行是一种融入当地人的常态过程。只是当时我没有那么长时间像他一样慢慢享受融合的过程。但是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也会那样做。
旅行总有奇遇
2003年 2月意大利，米兰
清晨的米兰火车站显得异常空旷，几只鸽子无精打采地站着，不飞也不动，如同无人围观的街头艺人，丧失了表演的激情。
火车一路向北开，驶出米兰市区不久，城市的繁华和紧张就被意大利北部森林的寂静和辽阔迅速吞没。窗外持续着自我复制的单调风景，赶火车时的剧烈心跳慢慢恢复到了平稳的节奏。
坐在对面的是一对母子，男孩拿着画笔在空白本子上画画，母亲在旁边微笑看着。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当早餐，小男孩看了一眼苹果，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他妈妈。小背包十年孩子是极聪明的，几个简单的眼神，就把他的需求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只有一个苹果，显然把吃剩下的苹果给他是不合适的，只能尴尬地一笑。好在他的妈妈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化解了我的尴尬，小男孩立刻乐不可支。
和男孩的母亲聊起来。知道她的丈夫在日内瓦工作，这次是带孩子去瑞士度假。又问瑞士人说什么语言，她说瑞士分德语区、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日内瓦是法语区，又说瑞士人都能讲流利的英语，让我不必担心。
此时火车已经进入阿尔卑斯山南麓腹地，远方的峰峦轮廓清晰可见，都戴着一顶白色的雪冠。
男孩突然兴奋起来。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山脚下出现一片镜面似的湖泊。湖中有几个小岛，岛上的房子像城堡一样，灰白色墙壁，暗红色屋檐，还有高耸的尖塔。飞升的炊烟与四周隆起的烟雾混在一起，氤氲不散，应该有人在岛上居住。
我想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幸福也应该是简单而纯粹的吧，世间再大纷争，心中再多不快也一定会随着那缕炊烟灰飞烟灭。可这想法刚一成形，车窗外的湖泊和小岛就已经消失不见，如同旅途中的一场奇遇。
旅行中总会有许多不期而遇，或者是人，或者是事。那种对未知的向往和期待让我在旅行生涯里无法自拔。
听从内心声音而活
2003年5月荷兰，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永远充斥着各种噪音。有从其他城市赶到这里上班或上学的人，他们已经完全丧失对性都的任何好奇，只是麻木赶路。他们就像洄游产卵的鱼群，只凭本能，而不需要意识指引。也有自助旅行的人，摊开地图或者 ，仔细搜寻探索这座城市的路途。
清晨的阳光明媚耀眼，我不得不腾出一只手遮挡阳光，手的轮廓在 的书页上留下阴影。
上说红灯区是性都标志。紧挨着红灯区介绍的就是梵高美术馆。初中时就已知道梵高，美术课上老师提到他和他的《向日葵》。后来在伦敦的大英美术馆里看到《向日葵》的真迹。朋友说，这幅画价值连城，在索斯比拍卖行，曾经被拍到 4000万美元。于是当时简单地想，梵高一定是个有钱人。
从中央车站步行大约 20分钟可以走到梵高美术馆。那是一座白色建筑，有透明玻璃幕墙，馆藏梵高 250多幅油画作品和 400多幅素描作品。
在介绍梵高生平的展室里我读到：
梵高 1853年生于荷兰；
梵高年轻时从事多种职业，如画店店员、教师、传教士等，均被解职；
背包十年梵高在生命中最后 10年开始美术创作，大部分作品完成于最后五年；
梵高与法国画家高更曾是好友，后因艺术见解分歧不欢而散；
梵高曾用剃刀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送给一个*；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油画，还是他弟弟买的；
梵高在麦田中开枪自杀，死时年仅 37岁。
展室内柔和的光线安静地照耀着梵高悲剧性的一生。先前对梵高是个有钱人的判断被彻底推翻。他竟然穷困潦倒，似乎还有轻微精神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梵高在死后成了大师？
我在展室间穿行，这简直是一次畅快的郊游体验。我看到鸢尾花、橄榄树、向日葵、葡萄园、老磨房、麦田、星空……我看到大块大块色彩的自由涂抹，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没人相信这是一个悲伤的人在创作。画画时的梵高应该是快乐的。
他说，一个农夫的形象，一片寂静的大海，一块耕地上的犁沟，都是不容易画的，都是活的，都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