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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上，因为今天是一个*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和公民。也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蒋经国不光嘴上这么说，实际上也真的放下架子，出现在普通百姓之中。他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以“新人新政”鼓舞日益低落的台湾士气，改变民众对蒋家及国民党的恶劣印象。
蒋经国与蒋介石风格不同。蒋介石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从不与民同乐，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个人在公众面前比较严肃刻板，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而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凡的吃苦精神。上世纪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他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就算后来贵为“总统”，每次外出视察也直接到小饭馆吃盒饭。为视察建设中的一条公路，他竟可以进山21次。在1980年永安矿难发生后，他可以做到挨家挨户地慰问。
蒋经国的“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缮
在众人眼中严厉却又亲民的蒋经国，在蒋友柏看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纵使他贵为万人尊崇的领袖，在友柏面前也只是一个普通家人。
在年幼的友柏眼里，爷爷是个慈祥的爷爷，经常穿着素色的夹克外套，戴着鸭舌帽，穿着布鞋，整日在外面奔波。他与士兵拼酒、与少数民族一起嚼槟榔；他不结交商人文人，只有民间友人。他就像台北街头巷尾的老爷爷，没有丝毫大官架子和官僚气息，吃的用的和其他家人一样。他可以跟小友柏开玩笑，可以经常讲故事给他听，甚至趴在地上给孙子当马骑。
虽然蒋经国没什么架子，但对孩子们要求还是比较严格，从吃饭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蒋友柏兄弟每周都要陪爷爷用餐，但是用餐礼仪完全是军事化管理。
例如，大人没动筷子前，小孩子不能先动筷子；吃饭时不能讲话，手肘也不能放在餐桌上；饭菜放进嘴里后，嚼东西时嘴边不能张开；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菜肴吃完；吃完后要把空碗收拾好，放在盘子上；大人动才能动，大人停也要停；离开餐桌时，一定要说“爸爸、妈妈，我吃好了”，等大人说“可以”之后，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座位缮
这个规矩蒋介石以前是这么教蒋经国，蒋孝勇小时候蒋经国就这么教他，现在蒋经国又这么教孙子。俗话说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蒋家的规矩这样代代相传，到了第四代真的有些贵族的教养了。
蒋经国非常疼爱友柏，对小孙子的脾性摸得一清二楚，认定他做事不喜欢按牌理出牌，喜欢剑走偏锋。俗话说三岁看老，蒋经国在友柏和友常两兄弟还小的时候，就和蒋孝勇夫妇提过：“友柏，将来会在事业上面有所发展，是属于开疆拓土的性格；友常，将来会是个将才。”
蒋经国阅人无数，果然预见非凡。他的两位孙子多年后的确如此，哥哥蒋友柏为事业负责开域，频繁曝光；而弟弟蒋友常则镇守一方，鲜有露面。
特殊的识字课
蒋友柏小的时候，父亲蒋孝勇教育他总是见缝插针式的。有时生活中一件普通的小事，蒋孝勇也会说出很多人生的大道理。现在的蒋友柏通常对那些游玩记忆逐渐模糊，父亲的有些话却始终回响在耳畔。
比如，有一次全家去海边游玩，好像是野柳地质公园，蒋孝勇对蒋友柏指着海边岩岸的海浪告诉他：“想要浪花美丽，必须用力地冲击岩石，虽然痛，但是值得。”那一天的其他情景，蒋友柏是全忘了，但是父亲留给他的这一句话，却让他牢牢记住。
父亲常常利用马路路名和路标教蒋友柏“识字”。台北市那么多条道路，教给蒋友柏的第一个知识就是中国地理。因为基本上台北的路名都是以中国各地城市的名字命名，犹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
这要归功于友柏的曾祖父蒋介石，他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曾祖父在台北复制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失地。
蒋介石还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
蒋介石用此独特命名方式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蒋孝勇也用这些路名教导小友柏传统文化知识。
不过这么多路名，大都是蒋孝勇主动跟儿子谈的。其中只有两条路的路名，是蒋友柏主动向父亲问起，一条是“仰德大道”，另一条是“一江街”。
蒋友柏仔细观察过台北道路，几乎所有的路名都是路、街或是巷、弄，从没在别的地方看到叫“大道”的。只有他们阳明山别墅附近，有条蜿蜒的路叫仰德大道。所以，他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我们家前的路名叫做仰德大道？”
这时蒋孝勇很得意地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小友柏自然完全不懂，就一脸迷茫地问父亲：“什么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蒋孝勇之乎者也地解释了半天，友柏还是没听出个所以然。可能因为友柏对古文缺乏理解能力，没搞清楚这句话与“仰德大道”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友柏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地穷追不舍，这时蒋孝勇有点不耐烦了，在沉思几秒钟之后，对他敷衍了事地说：“就是这样，别再问了。”
这件事件让蒋友柏印象深刻。所以他日后吸取教训，不能跟自己孩子敷衍，否则他们会记一辈子。不知道就直接说不知道，否则真的会打击小孩子的好奇心。现在蒋友柏自己做父亲后，对孩子们所提出的问题从来不敢敷衍了事。
当然蒋孝勇教育成功的案例居多，像关于“一江街”的来历就是经典。
蒋友柏和父亲有一天经过南京东路，他看到与南京东路交口有一条小马路，路标上写的是“一江街”。蒋友柏对这个奇怪的路名很有兴趣，便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叫做一江街？哪一条江？长江吗？”
这么一问，马上把蒋孝勇的兴致给问了出来。他声情并茂地给友柏讲了一段有关“一江山之役”。这段精采的故事让蒋友柏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个爱国的将军在明知必将阵亡的情况下，还是从台湾出发到浙东临海“一江山”这个小岛，带领几千名部队对对面解放军作战。他在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狂涛中，全无国民党在大陆兵败的怯战之态，打出一场悲壮而惨烈的恶战，直至最后全军覆没。而他也在最后一刻拒绝投降，引爆手榴弹宁死不屈。虽然他所带领的部队全军覆没，但是解放军为了攻占“一江山”这个小岛也伤亡惨重，这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情况。
这个将军叫做王生明，是国民党军中一名鼎鼎有名的悍将。台湾当局为了纪念他，所以把台北市的一条街取名叫“一江街”。
这段故事说的是1955年，撤退台湾的国民党仍在大陆沿海进行游击战。一江山是大陈列岛中一座，解放军当时采取先攻大陈岛而不是金门岛的战术。从这次战役之后，国民党虽然丧失了浙东沿海岛屿前哨，金门、马祖成了台湾的前沿阵地，但大陆对台湾的打击力度却明显变弱，台湾的安全得以保证。所以蒋孝勇才说，这都是那位将军为台湾牺牲的功劳。
“一江街”的故事，在蒋友柏小小的心里刻下深深的印痕，变成一辈子无法忘怀的烙印。让年幼的他深深地以为所有的“国军”与国民党人都如这位王生明将军这样“忠党爱国”。之后在小小的他面前，只要谈到“国军”，只要谈到中国国民党，他就有一股热血沸腾的感觉。
除了这种即兴教育，蒋友柏幼年时经常遇到父亲脑筋急转弯的考题。比如他们全家喜欢出去爬山，有次去隐谭玩，好不容易爬完上千层阶梯时，蒋孝勇突然问友柏他们，一共爬了多少阶梯，答对了的大大有奖。
当大家一脸茫然时，蒋孝勇却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数字。在大家满脸惊诧的神色下，蒋孝勇意味深长地说：“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是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
这样的家教方法是蒋孝勇从祖父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跟随蒋介石去金门，有一次蒋介石带他走完一段台阶，也问出同样的问题。当蒋介石看小孙子答不上来时，于是语重心长地说：“要留意小节，你才能看到大处。”
这段教诲让蒋孝勇终身铭记，他把蒋家的家教很好地继承下来。所以，诸如此类问题总不断地出现在他们家庭游戏中，比如一路上路过几个红绿灯啦？天空刚飞过几只小鸟啦？路边刚有几位行人啦？有时不一定有准确的答案，但谁的答案更合理，就会有奖品可以拿。
蒋孝勇这样教育友柏他们兄弟，是想培养孩子们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也强化他们对环境的随机应变能力。
上学的日子
从蒋友柏两三岁时起，方智怡就开始未雨绸缪，四处给他物色学校。方智怡的母亲就是幼稚园老师，因为出身教育之家，所以她对孩子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而且一直兴趣浓厚。等友柏和友常上小学，方智怡还着手创办自己的怡兴幼稚园。
方智怡觉得小孩子在6岁前就像一张白纸，因此选择好的学校尤其重要。蒋友柏的堂哥堂姐都是很小就送到美国读书，她不想这么早就让孩子出去，成为生活无法自理的小留学生。
方智怡跑遍了自家附近的几所学校，每到一个学校总要亲自和老师谈谈。她发现这些老师大都会认为，只要把孩子交给他们，一定会把孩子训练成某方面的通才。而一般学校一个班级孩子总要有五六十人，吵吵闹闹得像一群小麻雀，这样的学校环境让她不太满意。因为大班级、大学校，学生人数超过校长、老师人力所及，形成的教育问题甚多。所以她需要寻找一个班级少、人数少的小型实验学校。
一直到蒋友柏5岁时，方智怡经过数年考察，终于选择了阳明山脚下明德路200号的奎山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始人熊慧英是王夫人。王乃蒋经国的得力干将和宠臣，从江西赣南时代就死心塌地地追随蒋家。由于这层家庭渊源关系，把小友柏放在这里，会让全家比较放心。最重要的是方智怡比较认同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
奎山学校创建于1951年，是一综合性的从幼儿园起，经小学而至中学的小班制小型实验学校。熊慧英当时因洞察大班级养鸭人家式的恶质教育环境是造成学生问题、青少年犯罪的渊薮，为此开创小班级、少班数的小型学校做教育研究实验。虽在创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