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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这样仅仅为了散散心？
蒋友柏弄得不是太明白，只觉得这次少见的家庭会议气氛不对劲。父亲的脸色一直是凝重的，这与过去开朗的父亲简直判若两人。
年幼的友常对身边的事还没有太多的体察，他听说要去加拿大，立即在旁边兴奋地嚷嚷道：“太好了！我要去我要去！”
通情达理的方智怡立即表示支持说，与其一家人闷在阳明山别墅里，不如外出旅行放松放松好。但敏感的小友柏从父亲脸上看到一丝忧伤。不再声响的蒋孝勇把目光投向远方。友柏顺着父亲的视线，穿越午后的阳光，看到了隔壁和自家一样的米黄色小楼缮
这幢楼早已人去楼空，那里原是二叔蒋孝武的住宅。自“江南命案”发生后，蒋孝武被爷爷蒋经国“外放”新加坡，那所宅子一直就空在那里。看着邻居空荡荡的房子，寂寞一下子涌上蒋友柏心头。
1988年8月18日，蒋孝勇带着全家飞抵大洋彼岸。经过长途奔波到达加拿大后，在方智怡姐夫张春旺陪同下，他们一家下榻在首都渥太华。
蒋友柏没想到这里的气候这么凉爽，比闷热多雨的台湾感觉舒适多了。异国的新鲜让他和弟弟目不暇接。次日，他们全家又乘飞机飞抵加拿大东北部的魁北克，那里更是别有一番天地。
魁北克是位于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约一半土地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人们大多沿着穿境而过的圣劳伦斯河而居。蒙特利尔是魁北克最大的一个都市，这里的法语居民占大多数。
此时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尚未进入深秋，气温要比渥太华低了10度，满山遍野的枫叶已经染上淡淡的红色，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像一幅油画一样让人着迷。
他们全家在张春旺的陪同下，走在安静得似乎有点冷清的街头，发现这里满街都是白皮肤、黄头发的外国人，连一个东方人的影子也看不到。对这儿实地勘察和体验之后，蒋孝勇心中很是满意，对他来说这里正是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十分安静，中国人很少。
一个月的行程显得那么短暂，蒋友柏和弟弟余兴未了地跟随父母归来。回到台湾的蒋孝勇暗地里积极筹划移民，马不停蹄地接洽律师办理移民手续。但他并没有把真相告诉小友柏和友常，怕他们太小而无法理解。
其实敏感的小友柏已经感觉到了异常，因为回来这段时间，父亲老是带他们兄弟俩一起去金门岛游玩。开始蒋友柏也不理解，为何不是阿里山或者日月潭呢？
这时蒋孝勇往往不厌其烦地跟儿子解释，金门对台湾的位置太重要了。这座形状像一只花蝴蝶的群岛，与大陆厦门隔海相望。蒋孝勇一边带着孩子们眺望对面的海岸线，一边跟孩子们诉说着一些家族的历史。讲述当年他们蒋家怎么从大陆一步步败退，后来曾祖父、祖父怎么冒着炮火，抵达现在的金门从而守住了台湾。
这时的蒋友柏第一次知道，在金门过去还一直有炮战存在。那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立场下，形成高度默契，对面的*对台攻而不取，对金门的炮都打到无人的海滩上；国民党金马守军回击时也心照不宣，双方都象征性地在打“和平炮”。这样的炮弹打打停停，一直到他出生后不久才停止。
蒋友柏虽然年幼，但深刻地领会到他们家族的特殊性——他们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史。
第二年2月下旬，加拿大移民局通知蒋孝勇，审查已经顺利通过。蒋孝勇又一次召开家庭会议，虽然美其名曰是会议，其实是宣布最终的移民计划。
当蒋孝勇告诉全家已经拿到签证，只给两个星期时间打包准备搬家时，小友柏都惊呆了。
可以想象，友柏这年才刚刚12岁，一个孩子面对父母如此的决定，真觉得太突然了。对他来说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对于陌生的国度和未来的生活他是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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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寂寞的奶奶
马上要告别这片熟悉的土地，一切都是那么让人留恋。友柏舍不得外公外婆，还有最疼爱他的奶奶。
友柏想起了奶奶蒋方良，那位一直非常慈祥的老妪，鼻子就开始发酸。爷爷去世之后，七海官邸只剩下奶奶一个人独守空房。身体健康日益恶化的她，很多时候要在轮椅上度过。
当奶奶那张饱经沧桑的脸浮现在眼前时，蒋友柏开始莫名地难过起来。说起来怕别人不相信，小时候的友柏从来不知道奶奶是一个外国人，虽然她的外貌和别人不一样，但她的国语和宁波话说得太标准了，简直让人没法怀疑她与大家有什么不同。奶奶的行为处事和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更加的“东方化”。
小友柏知道在奶奶的世界里，爷爷和孩子们最大，她全部的生活都在他们身上。后来他在书中才得知，爷爷和奶奶之间还有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让他感到万分惊讶。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时，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刚刚弱冠之年的蒋经国非常向往革命，他去广州投奔正在办黄埔军校的父亲蒋介石，被黄埔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他头一次看到学校墙上写着“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也看到很多俄国人在校园里。有人告诉他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俄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一样，他们是工农当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追求进步的蒋经国，在16岁那年孤身一人去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没想到这一去几乎回不来，他差点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丢掉了性命。蒋经国在俄国的14年里，做过各种各样的苦工，曾经被充军到西伯利亚，不仅吃不饱而且经常挨皮鞭。他还被送进了一个冶炼金矿的农场，晚上就睡在金块上面。这里大部分是像他一样的知识青年，第二天谁能活着出去谁也不知道。那段日子过得昏天黑地，甚至连星期几也不知道，只有星期天才会得到一块小洋芋，才知道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在友柏的记忆中，爷爷经常会在家里教育孩子们说：“饿了，金子不能当饭吃；冷了，金子不能当被盖。”告诉大家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这不过只是身外之物。如此真知灼见也许是爷爷特殊的人生体验。
在俄国那么多年的艰难岁月里，蒋经国最幸运的莫过于遇到了芬娜嵋涟吞嵬掎瓦哈瑞娃，并在一起相濡以沫地度过人生最苦难的时期。而芬娜自从遇到蒋经国，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发生改变。
他们两人相识于1931年，那年苏联正发生大饥荒，所有的消费品和食品奇缺，无论是城市和农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蒋经国被送往农村体验生活，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之后他又回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工作，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这时爱情也眷顾了独在异乡的蒋经国。他的工厂有一名女工叫芬娜，美丽的芬娜是个身世凄楚的孤儿，但生得眉清目秀，有一种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芬娜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蒋经国对她是一见倾心。涉世之初的芬娜在工厂处处受到蒋经国的悉心照顾，情窦初开的她内心感激不已。在蒋经国染病卧床时，她悉心奉侍汤药，用她的温柔化解了漂泊异国失意者的心结。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他们两人患难与共，一起度过无数难言的困苦。直到蒋经国要带芬娜回国时，她才知道自己嫁入了一个特殊的家庭，特殊到竟然是中国的“第一家庭”。
蒋友柏听说，曾祖父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的外国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相处两三个月后，才发现她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可谓面面俱到，比之中国传统妇女毫不逊色，是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型。曾祖父非常满意，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芳娘。这也等于最高家长对这位洋媳妇的肯定。蒋经国生母毛福梅建议改为“方良”，有方正贤良之意。从此，芬娜变成了蒋方良。
蒋家移居台湾这么多年，可能是蒋方良到中国生活最安定的时期，几个子女逐渐成长，丈夫的事业蒸蒸日上。但是，她几乎一直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管相夫教子，所有的心力都在孩子们身上。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这不单是环境的特殊，也由于她的个性使然。
友柏从小就最喜欢在奶奶的身边，因为奶奶从来不会打骂他，也不会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就像一位心地善良的农村老奶奶一样。友柏想吃什么她就给什么，想要什么她就给什么，从来不会说一个“不”字，也从来没见她发过一次火。
友柏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爷爷经国先生在世时，每天不管什么时候，一下车走在楼梯上面就会叫起奶奶的名字“芳娘”，直到奶奶应声而出来接他为止。多少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然而，现在这些熟悉的声音都不在了，奶奶亲爱的尼古拉，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永远离开了她。
爷爷病逝对有着半个多世纪夫妻情分的奶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了寄托不尽的哀思，她经常到爷爷的房间里摸摸他曾经用过的东西，并经常要求随从带她去大溪——爷爷的常眠之地去看望他的遗容。
蒋友柏一想起奶奶，就觉得真的舍不得离开。现在一家人要去国外，留下奶奶一个人孤苦伶仃，这是多么让人不情愿。
“不要忘记你姓蒋”（1）
离开台湾之前，蒋孝勇和方智怡带着友柏、友常两兄弟去士林官邸，向德高望重的宋美龄辞别。
蒋孝勇从小就是宋美龄的开心果，是最得宋美龄宠爱的，而方智怡也是她最疼爱的孙媳妇。年岁已高的宋美龄不能吃太多油腻的食品和甜食，但仍有人不时地给她送来这类食品，她经常捎话让方智怡带着小友柏来尝尝。有时别人从国外带些好吃的甜点，一下子找不到方智怡和小友柏，她总是特别嘱咐要留着给智怡小囡和友柏。
这些年宋美龄独自一人孀居官邸，无法向外人言说的心事很多，但只要方智怡带着小友柏在她身边，她就可以暂时能乐而忘忧。每次宋美龄心绪不佳时，手下人便四处打电话找方智怡来给老夫人排遣寂寞。
宋美龄在蒋介石逝世之时，因为无法消减对老先生的情感与蒋经国的恩怨，满怀幽怨地离开了台湾，那时蒋友柏还没有出生。不过中间这么多年，她经常奔走于台湾与美国之间，一直断断续续在台湾居住。友柏对这位高贵而睿智的曾祖母并不陌生，小时候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去拜见她。
宋美龄这次回台住的时候比较长，因为蒋经国健康日益恶化，台湾未来政局没有稳定，需要她来稳定大局。毕竟这么多年她的威信还在，虽然她早已退居二线，但到哪里还是前呼后拥，气派不减当年。
蒋经国逝世之后，宋美龄几次前往“妇联总会”，一时间造成门前岗哨林立。她曾想利用自己的余威，一度召集了一帮老臣稳定局势，发出“老干新枝”之说，给台湾政坛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然而，终究岁月不饶人。年老体迈的宋美龄无法再出来主持大局，无法“我将再起”力挽狂澜，只能任由台湾政局的发展。对蒋经国选*接班，她虽然十二分不愿意，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听之任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