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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吧？”
2，躲躲雨
离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奉命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抛弃。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国军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 ……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