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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