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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