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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宪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7，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国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这年，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
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长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过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
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是我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