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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谈〈药〉
——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0日
（北平）《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3期。
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作家安特莱夫，有一篇《齿痛》（原名BenTobit）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栓和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冤死来，重要得多。
……
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涅夫（即屠格涅夫/编者）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仿佛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于牺牲的人。他的手因为带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种迷信，以为绞死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者。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谈〈药〉
——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0日
（北平）《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3期。
我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才写那篇东西的（指《一件小事》/编者）。
·与孙席珍的谈话，录自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文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这‘猹’字是我自己造的。”
“不是，比‘刺猬’还大。”
“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大概是‘獾’一类的东西罢？”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1930年5月5日章衣萍
致柏烈威信，文收1988年第11期《鲁迅研究动
态》中强英良《一位苏联人和一部苏联小说集》。
“只是由于《北京晨报》编者的缘故，使小说有这么长的的篇幅。第一章登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内，编者认为它只不过是反对孔教信徒的讽刺小品而已，第二章才看出是某种小说，就把它移在‘新文艺’栏内发表。我本来是一开始就想把阿Q杀头的，但是，一连几个星期，编者一直不许我结束这部小说，我就继续往下写。最后，趁编者休假离任，我才把阿Q的灾难结束了。”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佩云译
《鲁迅——白话大师》，文刊1935年1月美国
《亚洲》杂志，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我写《阿Q正传》，原是想通过阿Q的形象，指出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和坏脾气来。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呐喊分析》，文收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斯诺问：“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走向abada…txt的旅行》，文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阿Q比这（指商务印书馆出版，梁社乾译《阿Q正传》的封面，此封面为一德人所画，画中之阿Q，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旱烟/编者）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窗下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窗下·枕上·风中随笔》。
我是拿三个人结合起来成阿Q一个人的（指新台门中的外姓谢阿桂与其弟谢阿有，还有一个叫阿董的人/编者），当然重要成分是一个姓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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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与张宗祥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文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看见的。”（指《中华日报》《戏》周刊上发表的袁梅的剧本《阿Q正传》/编者）
“我觉得很有趣。”（指袁梅剧本中让孔乙己、老拱、闰土等在《阿Q正传》剧本中出现/编者）
“只是那些话算是绍兴话吗？绍兴话那有那么多的‘者’？”
“那还是让我自己来翻译吧。不过全用绍兴话演起来人家怎么会懂？恐怕在上海一带演，要改成普通话吧？”
“那一恋爱场面可以写得很有趣。”
“不过我们绍兴乡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酒店。招牌上也不写‘太白遗风’那样文雅的句子，顶多是‘不二价’。劈头看见丰子恺的画——一个工人靠在柜台上喝酒，旁边也写着‘太白遣风’，莫非外省酒店多有这样的句子么？”
“唔，有12张很不坏，不过他们画的阿Q都和我所想象的不同。我想象的阿Q还要少壮一点。还有是辫子问题。年轻的画家们‘去古已远’，对于辫子一道似乎不甚有研究，有的画家们把阿Q的辫子画得太下了，还得上去一点，因为从前农民的辫子是四周围都剃得光光的，只剩下一片脑上一个蒂的，有工作时往顶上一挽，很是干脆。”
“很好。不过得‘阿Q的地’说出来，我说‘阿Q的地’是说不要超过一个辛亥革命当时的农民的理解就好。”
“照那样子登下去恐怕明年还不见得上演吧。”
·与沈宁的谈话，录自沈宁《阿Q的作者鲁迅先生谈阿Q》，
文刊1934年10月28日《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11期。
·（田汉在《漫忆鲁迅先生》一文中也有鲁迅评论剧本《阿Q正传》的话，录以备考：那不是绍兴话，还是宁波话。文刊1945年10月20日昆明《评论报》周刊第53期）。
“”（《越谚》第3卷注此为“屋都切”，“不视而轻手抚摩曰”。《康熙字典》收此字注为“洛乎切”，音“卢”或“路”，无抚摩义/编者）“实在好。”当我写到“静修庵的小尼姑低了头走过来时，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来摩着伊新剃的头皮”的“摩”字，原来想用“”字的……因为太土气，也太冷僻，恐怕许多人不会懂。很可惜。……我想过了，也不好。
如果一个动词，不能使人一看就理解是怎样一个动作时，即使加上注解，弄得不好，它的力量仍然会消失的。只有自己懂得或少数读者懂得的字眼，总是不用的好，不论怎样也得割爱。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著，四川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阿Q这个人物是生活在我自己故乡鲁镇的一个人作为模特的。
其实，阿Q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普通相，他是不仅在中国人之中，而且在其他任何民族之中也可以常常见到的普遍相。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学家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据说，我的《阿Q正传》已被译成几国语言，但我尚未见过译本。罗曼·罗兰曾予以赞扬一事，也只是从朋友那里听到过；究竟是怎样赞扬的，我没有读到过他的文章。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
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彷徨，我确曾彷徨过，毫不想掩盖！……“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什么呢？不知道！但还要求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2年8月版《回忆鲁迅》。
“你去告诉他们，这就是‘祝福书’（即《彷徨》/编者）的封面画，要好好的印，因为第一篇是《祝福》，当初没有说明书名，所以他们叫做‘祝福书’。”
“还得关照一声，书面的校样送到你那里去，也托卿（即陶元庆，《彷徨》封面画的作者/编者）看一看，免得印错。”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祝福书”》，文刊
1936年12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7期。
《彷徨》比《呐喊》没有进步的地方。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鲁迅在1924年和1925年写的短篇小说集《彷徨》。
是的呀，不过我刚才说的，是拟你轻松的讽刺笔调，你没有听清楚“轻松的”这三个字。讽刺的笔法，自然，你还没有都学好，也算不得怎么老练；你年纪还轻，怎么能够老练呢。但你已经会灵活运用，我拟的就是你“轻松的讽刺笔调”。我也常常写讽刺文章，可是往往弄得很沉闷，我那《幸福的家庭》，写到后面，也就渐渐地沉闷起来，不是在那《附记》上已经说明了吗？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我写这篇（指《幸福的家庭》/编者）的动机，因为看了你的《理想的伴侣》，所以作为拟。”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写〈彷徨〉时的鲁迅先生》，
文刊1940年8月25日福建永安《现代文艺》月刊第1卷第5期。
是的呀！如果只为着《中国小说史》而讲中国小说史，即使讲得烂熟，大家都能够背诵，可有什么用处呢！现在需要的是行，不是言。现在的问题：首先要使大家明白，什么孔孟之道，封建礼教，都非反掉不可。旧象越摧破，人类便越进步。这并不是只靠几个人在口头上说说就可以收到效果的，所以也要讲作法，总要培养一大批能够写写的青年作家，这才可以向旧社会多方面地进攻。而且要韧斗。实在，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因为旧社会的恶势力也很有韧性，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为了那个小标题，《幸福的家庭》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以后，就起来了一种“广告”论，说是我那个小标题，是给你做广告的。“广告”就“广告”，这算不得什么。可是不久又起来一种“同乡”论，这就很是无聊的了，说是我要给你做“广告”，是因为是同乡的缘故，你看无聊不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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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与许钦文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指《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编者）……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胡风《鲁迅先生》，
文刊199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
“这一篇（指《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