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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某日在东安市场餐馆与同席者荆有麟、孙
伏园、章衣萍、谢利谢夫等的谈话，录自荆有麟
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在日本，就是被砍了头的人，变了幽魂，也是有个头的罢。在中国却是没有头的。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鲁迅和我》，文
刊《作家》月刊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5日）。
日本也有无头的鬼吗？中国的鬼也没有脚；似乎无论到哪一国的鬼都是没有脚的。
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戏里有的，是叫什么呀，是的，那叫做牡丹灯笼……还有御岩。我在仙台时常花费八分钱去立着看戏。可是御岩很脏，是讨厌的。
中国的鬼，有更奇特之点，……女子常常出来。常有与鬼亲昵的男人的故事。这是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的东西。因为是鬼，只在夜里出来；在不必要时就隐灭了，别人不会知道；而且无需给养。我以前想，若有那样的鬼倒是好的。
·与池田幸子的谈话，录自池田幸子《最后一天的鲁
迅》，文刊《作家》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5日）。■地域
“要读书的话，就要到北京去，终究是北京的文化高。”
·与阮和荪的谈话，录自阮和荪《谈鲁迅二三事》，
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有时无影无踪，使敌人扑空。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租界和内地现在没有什么区别，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原是一家人，统治阶级现在很灵敏，不过被统治阶级现在也很灵敏，所以没有什么危险。”
·1932年11月27日与北师大学生的谈话，录自潘炳皋《鲁迅先生访问记》，文刊1932年第4期《北国月刊》。
这种抢帽子的小流氓（指许钦文一次在上海坐黄包车丢掉帽子的事/编者），大概是有两个人动手的，第一个先在暗中跟着车子跑，乘机用手指头把帽子掀起，好像是被风吹掉的。这样弄下帽子以后就顾自逃掉，掉下的帽子由跟在后面的第二个孩子去拾起。即使给人抓住了，第一个孩子固然可以说是并没有拿帽子，第二个孩子也可以说只是偶然的拾得；他们并不承认是同帮。方法可谓巧妙，计划也很周到。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给鲁迅先生责骂的时候》，文刊1941年11月1日上海《宇宙风乙刊》第55期。
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以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此后所遇的人们多起来，彼此都难以明白真相，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姜德明《鲁迅与萧红》，转自刘一新
《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杭州的市容，学上海洋场的样子，总显得小家子气，气派不大。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著，四川人民出
版社1979年9月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龙井茶叶杭州出售的比上海可买到的好。古旧书，杭州的比上海的价钱贵。不过在上海买不到的，只好多花点钱到杭州来买。以前杭州有些学者、读书人，把古旧书当作筹码用。手头宽裕的时候把喜欢的古旧书买进，到了等钱用的时候就把古旧书卖给古旧书店。一进一出，或者要打点折扣，可是书已读过，得到了知识，并非真正地亏了本。因此在杭州，比在上海容易买到多种多样的古旧书。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伴游杭州》。
我们美食了一餐，都酒醉饭饱了，杭州的菜色、香、味都好，真是美食何处有？天堂第一家。
·1978年7月13日在杭州楼外楼与郑奠、许钦文、
川岛、许广平等的谈话，录自郑祖樵《鲁迅与许
广平游杭州》，文刊2004年第8期《鲁迅研究月刊》。
西湖醋鱼是杭州的名菜，名扬四海，连外国人都说好，去尝尝吧！楼外楼菜馆是杭州一家名菜馆，去得迟要插蜡烛（站立等待的意思）。
西湖醋鱼果然与众不同，肉嫩味美，色、香、味都很好。广平，浙江美食还可以吗？比广东怎样？
·1978年7月14、15日分别在杭州天香楼、楼外
楼与郑奠等人的谈话，录自郑祖樵《鲁迅与许
广平游杭州》，文刊2004年第8期《鲁迅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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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与徐梵澄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拱辰桥（在杭州）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去寻欢作乐（指浙江两级师范个别教员去拱辰桥逛妓院/编者）？
·对浙江两级师范个别教员的批评，录自吴克刚
《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
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俗相同。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
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没有，没有。不过，我早就知道，我也该知道，靠近锅底的栗子总是先爆起来的啊！”
“我到此地还没有看见什么特殊的景象，除去吃饭叫着‘夹奔’，铜板叫着‘先’。还有，我们祖传的吃茶的习惯还是保持着，这里更为发达。”
“那要看是不是红封面的《呐喊》就算是赤化了！”
·1927年到广州时与一位来访者的谈话，录自老秀《鲁迅的轮廓画》，文刊1936年6月14日上海《时事报》。
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还不免是灰色的。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无宁说倒是从经常处在压迫和摧残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学生那里，可以看到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谈鲁迅》，文刊
1928年《新潮》杂志3月号，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四川青年真勇敢。”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
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厦门的社会运动，还没有十分惯罢，听说前次的工商学联合会，厦门大学到场，已经惹起不少人的注意。”
“北京的群众运动，总是各大学做中心；厦门的厦门大学那就差得远。”
·与李淑珍的谈话，录自李淑珍《与鲁迅的一席话》，文刊
1927年1月15日《厦声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有人想把我的讲稿登载报上，可是被禁止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绍兴地方不好住，住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搞不来。”
·与阮和荪的谈话，录自阮和荪《谈鲁迅二三事》，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绍兴女人吵架，有一种架式是摆“剪刀阵”。……不是的，你们看我。（接着鲁迅做出了一个两腿叉开，两手插腰，一个类似张开的剪刀的姿势/编者）你们看这样子像不像一把剪刀口朝下的剪刀？……做做样子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指俞芳/编者）比她们瘦，做起来更像一把剪刀。
相骂的双方都摆着这种“剪刀”架势，互相抓住对方的缺点骂，骂得响，骂得快，骂得狠，骂得有力的得胜。摆剪刀阵的，中年妇女居多，她们精力旺盛，阅历多，相骂的内容丰富；年轻人阅历不够；老年人阅历虽多，但精力不足，气头也没有中年人急。
两手插腰是为了壮气，两腿分开，重心低站得稳。绍兴妇女动手打架的并不多，相骂确是常见的；大概妇女平时在家里积在心里的怨气，要在相骂中发散发散吧。
这样了（鲁迅做出了左手插腰，右臂向右前上方伸直，用食指指向对方做骂人状/编者）像什么，像不像一把茶壶？
绍兴男人相骂的也有，他们不摆阵势，双方互骂对方的祖宗八代，骂些粗话，就算了。有时骂得气起来，就动手打架，常常是打输的一方，边骂边退收场。男人吵架比较痛快，这大概与性格有关。
·与俞芳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绍兴人骂人，很多名句，比如“化痰”——“（诺代你）个化痰”，这在外地人听来，很难明白个中滋味，要知人而化痰，系指死而无骨无血，仅留一口唾余。可谓刻毒之至矣。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
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
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这是因为人民生活（指当时苏区人民的生活/编者）好了，已经知道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四面都开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了，这是一个进步。
·与陈赓的谈话，录自张佳邻记录、整理《陈赓将军谈和鲁迅的一次会见》，文刊1956年第12期《新观察》。
■人物
我的祖父（朱正先生在《《鲁迅回忆录〉正误》中认为应是鲁迅的十八叔祖周椒生，录以备考/编者）在很早的时候，就让我抄写许应马癸驳康梁变法的奏折。许应验马癸是你什么人，（许广平答：“叔祖”）？哼！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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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与周作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