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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二流部队听到这些前辈们的议论，自然心里害怕，在他们的眼中，也先和他的蒙古骑兵简直就是外星怪物，一人长了好几个脑袋，怎么也打不死。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代理）自己也没有信心，朱祁钰也不算是个胆小的人，可是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也没有了主意，虽说目前他同意抵抗，但如果再打个败仗，朱祁钰也是很有可能改变主意的。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军心。
于谦在听完属下的汇报后，沉思不语，仔细研究过军事布防图后，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下达了自己的第一道军令：
“自即日起，奉命征调如下部队赴京守卫：
1、备操军。包括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
2、备倭军。包括南京备倭军、山东备倭军
3、运粮军。包括江北所有运粮军
4、宁阳侯陈懋所部浙军（战斗力较强）
各军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并按时赶到京城布防，如有违抗，军令必斩！”
以上部队共计十余万人，可以看到，这些部队并非主力，大多是预备役或是后勤部队。
主力部队去了哪里？
全埋在土木堡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最精锐的京城三大营以及京城附近的主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剩下的寥寥无几，即使逃回来的，也早已被吓破了胆，士气全无了，要想保卫京城，只能靠这些预备役和后勤部队了。
除了士兵外，要守住京城还需要一样更加重要的东西——粮食。
京城人口众多，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就必须囤积运输大量的粮食。
虽然目前京城内的粮食还充足，但要是被长期围困，这个算盘就不好打了。其实就在离京城不远的通州，储存着很多的粮食，多到什么程度呢？“仓米数百万”。这么多的粮食足够京城的人吃一年，是当时最大的粮仓。
但大臣们似乎并不想用这些粮食，甚至主张把通州粮仓烧掉。
这又是一件怪事，好好的粮食不用，为何要烧掉？
要知道大臣们并非脑袋进了水，实在是因为这些粮食看得见，用不成。
当时的通州并不是北京城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和京城还是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通州粮仓里的粮食虽然很多，却很难运进京城，因为如果要安排民工运输，耗用大量人力不说，还很危险。
当时也先的骑兵部队已经在京城关外附近耀武扬威，而运输却需要很长时间，没准在运输过程中，对方的骑兵已经攻了进来，一旦也先军队突破紫荆关，通州指日可下。而那些粮食自然就成了也先的军粮，所以要运输粮食，就必须派出军队护卫。
可现在这个局势，保卫京城的军力都不足，哪还有多余的人去护卫粮食呢？
这是一个难题，看来除了一把火烧掉之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可是于谦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一个十分巧妙的方法。
这就是他的第二道命令：
“所有受召军队进发时应由通州入京，士卒各自取粮，并运送至京城。”
问题就此解决，通州的粮食将由十余万士兵运送入京。
看到了吧，这就是水平。
所谓有水平就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想出别人想不出的方法。
匹夫之勇人人皆有，但问题摆在眼前，能否处理好，就要看能力了。
于谦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十分明智地把调兵和运粮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即不耽误行军，还能免去民工的费用，同时保证了运粮队伍的安全，一举三得。
力挽狂澜者，绝非匹夫，国士也。
智勇兼备，方为国士。
秋后算账
于谦下达了命令，自八月十九日起，大明帝国境内所有可调可用之兵纷纷集结起来。
这些军队来自山东、河南、南京、浙江等不同省份，他们日夜兼程地行军，目标只有一个——尽快赶到京城。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他们不知道也先会什么时候打过来，但他们知道的是，也先迟早会打过来，只要能够在此之前赶到京城，胜利就多一分把握。
大明帝国开始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总动员，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强大敌人。
在于谦的努力和调配下，到九月初，各路人马纷纷赶到，京城的兵力达到了二十二万，且粮食充足，人心也逐渐稳定下来。
军事上的准备已经开始，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与此同时，一场政治风暴也即将到来。
“把王振千刀万剐！”
这是很多大臣的心声，理由也很简单，王振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自从掌权以来，以诬陷整人为日常爱好，谁敢不服从他就收拾谁，很多大臣因为一言不合就被他打入大牢。而且他还主动索取贿赂，谁敢不给就没有好下场，如此行径，简直视文武百官为无物。
此外他还勾结锦衣卫，把这个特务机构变成他的整人机构，无数官员都吃过他的苦头。
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王振的无能和愚蠢才最终导致了土木堡的失败，朝廷精英和多年积累就这么毁在一个小人的手中，就在二十多年前，大明帝国还曾经横扫天下，势不可挡，之后仁宣之治，天下太平，如此强大之帝国，居然葬送在一个死太监的手里。谁能咽得下这口气！
当然了，在士大夫们的心中，还有一个痛恨王振的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不太方便说出来。
既然士大夫们不愿意说，我就替他们说吧，这个心中暗藏的理由，就是出身。
士大夫们发奋读书，寒窗十年，经过几十场考试，三场大考（有的只有两场），淘汰无数的才子同仁，才换来了头上乌纱和手中权印，而且考上了也不代表你就前途似锦，运气好的，可以混个翰林，运气不好的连御史也干不了，只能派到下面干个七八品小官，熬资历几十年下来，最后混个从三品退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实在不容易啊。
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学问有限（不成器的学官），能力不足（土木堡就是明证）、身体残疾（职业限制）、道德败坏（贪污受贿），却能够一下子独掌大权，号令天下！
死太监，你凭什么！
客观地看，士大夫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们日夜操劳，处理政务，且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却要听从这个司礼监的命令，看着他胡作非为，也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而这个愚蠢的司礼监不但祸害朝政，现在还害得国将不国，惊涛四起，几十万士兵和文武官员因他而死，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
但此时的于谦似乎顾不上这些，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忙，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接替了邝野的位置，成为兵部尚书，正式执掌兵部权力。
兵部尚书于谦并没有升官的喜悦，因为也先一旦打来，这个官能当多久还是个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手边的众多问题，保卫京城和国家的安全。此时的于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朝政的实际控制者。
不过日理万机的于谦大人其实尚未意识到，他正坐在火山口上，还是一座活火山。
八月二十三日，火山爆发。
这一天的清晨，大臣们如往常一样，准备上朝议事，但谁也没有想到，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历史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朝堂斗殴即将开始。
这也是整个明代朝廷最为混乱的一天。
朝会由朱祁钰主持，他开始询问大臣们有何事上奏。
话音未落，一人大步迈出，高声说道：“臣有奏本！”
导火线就此点燃。
这个上奏的人名叫陈溢。
陈溢，苏州人，都察院右都御史，为官清廉，极其痛恨王振，此次的惨败使他痛心疾首，便下定决心，要一举铲除王振一党。
他厉声说道：“王振祸国殃民，作恶多端，害得皇上身陷敌营，如此恶行，不灭族不足以安人心，平民愤！”
语气如此严厉，坐在上面的朱祁钰也被吓了一跳。
可是陈溢却越说越气愤，越激动，想起无辜受难的同僚和百姓，竟然痛哭失声。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溢的这一哭激起了大臣们的愤怒，他们开始不顾礼仪，争相向朱祁钰弹劾王振。
一时之间，朝堂上乱了起来，上奏声，骂人声、痛哭声此起彼伏，纷乱程度实在可比集贸市场。
朱祁钰初登大位，还不是皇帝，只不过代行职权而已，见到这个阵势，吓得不轻，下面的大臣们像连珠炮般地说着话，旁边还夹杂着哭骂声，压根就听不清他们再说些什么，可怜的朱祁钰根本反应不过来。
突然，朝堂上的喧嚣平静了下来，下面的大臣都用一种极为可怕的眼神看着他，原来弹劾的人已经说完了，等着他的裁决，基本意见就一条：
“杀其同党，灭其全族！”
这可是大事啊，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朱祁钰胆战心惊地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做出决断，便下了一道命令：
“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仅仅是一道谕令，也是炸药包，是增加爆炸威力的炸药包。
再议？何时再议？再议又如何？再议之后再议？
你糊弄谁呢？！
这些久经宦海的大臣们绝不会被这句话打发走，他们知道，如果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此事就会石沉大海，王振虽然死了，但他的同党还会继续操纵朝政，今天发言的人必定遭殃，国家也就完了。
为国为己，只能拼了！死也要死在今天，死在这里！
谕令已经传达了多次，可是大臣们就是不走。
大臣们似乎达成了默契，没有一个人动，只是不停地痛骂、痛哭、死死地盯着坐在上面的朱祁钰。
朱祁钰吓得脸都发白了，旁边传谕令的太监金英也不停的擦汗，这种阵势他也从没有见过，实在太可怕了。
朱祁钰开始认识到，今天不说出个一二三，他是回不去了。
当权者的沉默彻底激怒了大臣们，王振的倒行逆施、仗势欺人又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在土木堡之战中，这些大臣们也多有亲属、同年毙命，新仇旧恨，如此罪大恶极之人，竟然得不到处罚，天理何在！
正当大臣们的情绪即将达到顶点时，一个不识相的家伙出现了。
锦衣卫指挥马顺一直都是王振的死党，帮着他干了不少坏事，侍讲学士刘球就是被他派人杀害的，此事尽人皆知，只是由于其势力太大，一直没有人动他。
此时，这位马顺出马了，他仗着有皇帝的谕令，竟然喝斥群臣，让他们立刻出去。
马顺的行为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找死。
就这样，由陈溢点火，朱祁钰加炸药，马顺最终引爆，三方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即将演出了明史中朝廷最为精彩火爆的一幕。
大臣们本已愤怒到了极点，哭骂声越来越大，王振的同党马顺偏偏这时跳出来，大耍威风，按理说，他们应该更加愤怒才是。可是此时这些愤怒的人们却陷入了短暂地沉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