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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中间我们曾经长久的在新闻报道和文化领域中打架，比如一些很关键的东西，这本书没有反映。如果作为案例研究的话，这本书的史料性是有问题的。由于有断面，造成这本书还有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它的女性气质过强，这本书的广告语是“一本杂志和他所倡导的生活”，这是朱伟的一大贡献，但是造成了这本书在性别上有点问题。
编者不想宏大叙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十年总归是要总结一点东西。我个人简单的感觉，生活周刊十年可能不完全是一帮人的成功，最大的特点还是它是说了一个事，有事才能成功，这个事可能要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情况看。生活周刊的成功在于它完成了一个从文化的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其实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朱伟，因为他本身是写小说、编小说，然后在80年代后期他写了“小说一撇”，小说在80年代是一个话题。苗炜写北京反思，当中有一句话“70年代的时候小说已经沦陷，媒体传媒会有视觉的影响，造成小说的沦陷”，文学在80年代的中心地位到90年代被完全摧垮。朱伟这个人造成三联生活周刊大的转型。原来我们在一个胡同，这个胡同给我们很多人回忆，他比喻成胎记，很有意思的比喻。三联走进禁锢很容易，但是走出禁锢很难，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种很大的成功，当然也在于董总的坚守。
我觉得再有十年，也许比前面十年还难，因为再上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上起来会更难，因为你遇到的东西跟十年前又不一样。十年前，生活周刊的起步遇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电视，电视在93年以东方时空为代表，很厉害，另外一个是全国性的报纸，比如南方周末，但是再过十年，生活周刊面对的问题必须要有国际的考量，要有资本、品牌的考量。同时遇到一个新媒介的挑战，就是网络，可能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当初三联的领导层有一个远见，他们倡导做杂志，杂志的利润现在超过了三联书的利润，证明了领导的远见。我想再下面十年，我们的领导有没有未雨绸缪的新的远见，能够造成下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走出禁锢以后遇到的是两个P，一个P是宣传，一个P是利润，宣传和利润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所有媒体都遇到的一个严峻的矛盾。朱伟刚才说很多编辑要撤稿，这造成现在媒体在夹缝中生存，一个要说得好，同时还要会说，这就造成了现在媒体的怪招很多，这可能是生活周刊今后面对的更大的问题。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在变周刊之前文化性比较强，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性跟两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一个是高昱，另外一个是李鸿谷。高昱在李鸿谷之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在半月刊时期的新闻化做了很大的贡献。
高昱：我是三联培养的，胡游他们都是原来自己形成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我是毕业之后直接分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所以说对于三联的变化，或者说从人文拓展，这方面接触比较多一些。
三联的过去多么艰苦，我写的文章也是算了一笔经济帐。以前三联的艰苦和现在三联的成功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对比，实际这也为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组织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比我们当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地现摸索要更难一些。双重空间化，面对商业和政治双重的压力，对于中国的传媒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中国的传媒，像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个具有品牌榜样地位的刊物怎么样生存？以什么样的面貌继续发展壮大？这可能是我们在座其它媒体都在不断学习、观察、探索的。
现在的三联有非常大的压力，之前我们最早一批创办三联的给现在三联的压力，另外一个是社会形态给三联的压力。现在我们虽然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三联能够给所有的人做出表率，给所有其它媒体做出一个榜样。三联书店主要在于对知识和思想的传承，最根本的是一种责任感，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样实施？怎么样看待社会现实，以及从社会现实中寻找一些具有趋势性、时代性的方向？这个工作早期我们做得比较多，因为一开始是比较文化性的，从走出禁锢之后，大家更多的是怎么样承载商业成功？一本杂志要办成功，吸引更多的读者，产生更大的市场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影响更多人的感官。
我作为一个离开三联生活周刊的人，还是希望十年之后能够更多增加一些本身它给整个传媒界提供的榜样作用，就是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要告诉大家向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知识的传承和价值观的影响。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读者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群落，但是现在杂志甚至包括传媒价值观的分化比较激烈，当然本身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都比较厉害，生活周刊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可能跟我们当年强调中立性或者是孤岛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报纸可以强调中立，杂志很难说是中立，更多应该代表价值观的取向。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一定要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又分哪些种？怎么样从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承的本质上寻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价值观传递方法？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当前比较重要的需要讨论的。中产阶级很多时候比较容易陷入个人主义，这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弱点。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应该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更多的应该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拓展，把自己的地位、角色提升得更高一些、更开阔一些。当然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双重空间和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害怕这些问题。像当年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中国大概是什么形态一样，是不是应该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工作，或者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实验、尝试？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本身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认可度，我们的文章，科技类的文章、社会类的文章、文化类的文章都形成很大的影响，应该跟社会主要的问题、主要的矛盾更接近一些。
董秀玉：刚才讲世界品牌的问题，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我自己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会有很多敏感问题，但是一些大的题材、一些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千万不要把杂志做得轻、薄，做得轻飘飘。作为一个大刊的基本价值非常重要。当时我们采访李铮的问题给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闻出版署来调查我们，我就问这个事跟谁采访的，事实对不对？采访的对象对，事实对，别怕，我顶着。作为一个世界品牌，作为一个大刊，有一定的价值观，有社会的正义，这方面我们的东西不能丢掉，我们不能变得轻飘飘，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刚才大家说的我很有体会，当然我们领导要担一点责任，有些东西实在不能发我们也不能顶着干。但是好多东西，包括改革开放，包括生物周刊，其实就是顶着走过来的，如果当时不顶着风险，我们就没有今天。当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根本没钱，我们怎么做一个周刊？当时这种经营方式本身就顶着雷子，那时候天天挨批评，也不理他，反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没有一分钱进腰包，大家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顶一下。当然朱伟会很难，但是我觉得像李铮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该顶的也就顶过去了。如果一个大刊没有这种大的新闻，没有这种大的事情，我们会很难。我这个人是不大守规矩，大原则的东西我也知道，实在不让做我也不做。但是记者的视点应该很清楚，我们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很清楚。甚至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做，我们档案还要留下来，我们做过这些东西，这不会让记者从一些重大问题上走到一些细小问题，迎合一些中产阶级的小趣味，不能这么走。
朱伟：李铮那一期，我们董总作为社领导帮我们顶住很大的压力。李铮之后我们做过一次河北贪官网，上面也关注，我记得当时专门打一个电话，叫我们到河北去，我们和潘总、李鸿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周刊历史上确实充满了磕磕碰碰，我们会尽力做，只能这样说。生活周刊做到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应该做的和自己的使命。这个杂志做的过程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过来的，今后还是要这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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